清朝，有个农妇去卖鸡蛋，走到半路被一群土匪糟蹋了，完事了，她见篮子里的鸡蛋还好端端放在那，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说：“多大的事啊，我还以为你们要抢我鸡蛋呢。”然后提着篮子往市场走去了。 那天，王李氏挎着沉甸甸的竹篮走在泥路上，篮子里整齐码放着三十个鸡蛋，这是她家母鸡半个月的收成。她盘算着用卖鸡蛋的铜钱给婆婆抓药，再买半升小米，剩下的或许还能扯上二尺布给孩子补衣裳。这条路她每月都要走上两三回，所以尽管路上并没有其他行人，她也没有任何担心。 “小娘子，别走啊！”不待她反应过来，三个彪形大汉已经从灌木丛中窜出。接着，她闻到了浓重的汗臭和酒气，看到了他们腰间明晃晃的砍刀。绝望中的她，本能地先将竹篮放在一边，只因为，那里盛放着的，是一家人半个月的生计。 土匪的狞笑在林间回荡着，可她脑海中闪过的不是贞洁烈妇的训诫，而是婆婆咳血的画面，是孩子天真可爱的笑脸。 当匪徒们扬长而去时，她第一件事就是爬向竹篮。等确认三十个鸡蛋全都完好无损时，她先是长长舒了一口气，接着才仔细拍打衣裙上的尘土，仿佛刚才发生的不过是被路边的荆棘绊了一跤。站起身时，她甚至对着匪徒远去的方向喃喃自语：“多大的事啊，我还以为要抢我的鸡蛋呢。” 这句话后来被文人记下，成为彰显民间豁达的趣谈。但那些抄录者不曾看见，她走出林子后如何在溪边反复搓洗双手；不曾知道她当晚将卖鸡蛋得来的120文钱数了三遍，铜钱上沾着她的泪痕；更不会记载她此后都要绕远路走官道。 在那个每亩良田年产不足二石的年代，120文钱相当于一个壮年劳力三天的工钱，足以买十剂柴胡汤，换二十升糙米，裁半匹棉布。而对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农家而言，这不仅仅是串数字，它是婆婆生病时的一碗苦药，是孩子被饿得直哭时的一碗米粥，更是破屋漏雨时的一片瓦。 当时州县衙门卷宗里，类似案件寥寥无几，但这不是天下太平，而是太多苦难沉在了历史的海底。妇女们知道报官的结果：首先要忍受衙役猥琐的盘问，然后要面对邻里乡亲们异样的目光，最后还可能换来官府一句“查无实据”。她们知道，比清白更现实的是生计，比贞节更迫切的是生存。 当王李氏终于走到集市，小心地摆开鸡蛋，对着过往行人低声叫卖时，有个穿长衫的读书人停下脚步，惊讶地发现这个农妇裙角沾泥却神态自若，眼角虽有泪痕却声音平稳。但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看似普通的农妇刚刚穿越了怎样的深渊。 很多年后，当这个轶闻被酒肆茶楼的说书人传唱时，听客们往往哄堂大笑。笑声掩盖了历史深处细微的呜咽，更掩盖了千千万万如王李氏这般普通人的生存智慧：那是一种在极端困境中将生理创伤让渡给生存需求的残酷选择。 只能说，农妇的平静从来不是豁达，而是底层人民用血泪淬炼出的生存哲学。那些被文人墨客轻描淡写记录的“趣闻”，背后藏着的却是女性在封建伦理与生存压力间的艰难平衡。 文│一阳 编辑|史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