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浙江土匪头目王鼎山，派出2名女土匪来到浙东抗日根据地，竟然希望新四军能够接济40万发子弹，可是新四军司令员居然同意了土匪头目的请求，不过有一个条件。 1944年的浙东四明山，日伪的“清乡”队像毒藤一样缠满山坳。王鼎山的队伍刚从一场伏击战里钻出来，伤员躺满了半山腰的溶洞，粮袋底磨出的破洞漏着最后几粒糙米。他蹲在洞口数子弹，铜壳的、铁壳的混在一起，十发里倒有三发是哑火的——这是上周突围时从日伪军尸体上扒来的“家底”。 山洞里的油灯忽明忽暗，映着伤员腿上渗血的破布条。王鼎山盯着洞外呼啸的山风，突然把烟杆往石墙上一磕：“去，找新四军！”弟兄们都愣住了——他们这些占山为王的，和“正规军”向来井水不犯河水，何况是去要40万发子弹？ 换作旁人，会信一个土匪的求援吗？王鼎山挑了黄桂兰和陆细妹，让她俩把花棉袄翻过来穿，头发用草绳扎成乱蓬蓬的髻，背着空竹篓装逃荒妇。两人摸黑翻了三座岭，在天快亮时摸到新四军的哨兵岗，掏出那封用烟纸写的求援信。 哨兵把信递到指挥部时，陈山正对着地图上的日伪据点出神。“40万发？”他指尖敲着桌沿，忽然抬头看向窗外，“王鼎山在梁弄镇伏击过日军运输队，还宰了伪军团长李老栓——这人手上，没沾过老百姓的血。”旁边的参谋忍不住插话：“可他毕竟是土匪……”陈山没接话，只把信推给司令员何克希。 何克希捏着信纸边角，指腹摩挲着“40万发”那几个歪歪扭扭的字。三天后，黄桂兰和陆细妹带回了答复：子弹可以给，但队伍要接受整编，听指挥。王鼎山盯着回信上的红印章，突然笑了——这条件，比他想象的“招安”要轻得多。 并非所有占山为王的武装都愿抗日——有些早已成了日伪的“清乡队”，但王鼎山的队伍，枪杆子里还没沾过同胞的血。他当年拉起队伍，本就是因为日军烧了他的村子，爹娘死在逃难路上；后来占山，也只抢过日伪的粮队，没动过附近的山民。新四军或许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才敢把子弹送进深山。 第一批子弹用骡队运来时，王鼎山亲自带着弟兄们在山口接应。木箱打开的瞬间，黄澄澄的子弹滚出来，映着雪光晃得人睁不开眼。他抓起一把塞进枪膛，对着远处的空谷扣动扳机——“砰”的一声脆响，惊起一群山雀。那天下午，他们就靠着这些子弹，在隘口截了日伪的一支补给队，夺回了两马车的粮食和药品。 可麻烦跟着来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听说王鼎山“投靠”了新四军，趁着雪夜摸上山来偷袭。队伍被压在山梁上，眼看就要顶不住，山下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冲锋号——是新四军的支援队从侧翼包抄过来。硝烟散时，王鼎山看着帮伤员包扎的新四军战士，突然把腰间的驳壳枪解下来，递给陈山：“队伍，我交了。” 整编后的日子比钻山洞规矩得多。王鼎山跟着学看地图，用红蓝铅笔标火力点；弟兄们开始练队列，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老兵笑他：“王司令，现在该叫王队长了。”他摸着刚发的新军帽，帽檐上的五角星磨得他手心发烫，却没说话——当年靠一杆老枪闯江湖的日子，好像真的过去了。 1945年春天，他们跟着新四军主力攻打伪军据点。王鼎山带着突击队从暗道摸进去，手里的驳壳枪打得又快又准，连陈山都忍不住夸：“这枪法，不去当侦察连长可惜了。”日本投降那天，他站在城头看着投降的日军列队走过，胸前已经挂上了“副团长”的军衔牌。 后来有人问他，当初为啥敢去求新四军。王鼎山总是望着四明山的方向，慢悠悠地说：“那时候啊，山风刮得跟鬼哭似的，可新四军的灯，亮在山坳里——你说，快饿死的人，能不去找亮处吗？” 当年攥着老步枪数子弹的手，后来能在作战地图上标出精准的火力点。那段山风呼啸的冬天，成了浙东抗日故事里最拧巴又最鲜活的一笔——原来有些路，是子弹铺出来的；有些人，是绝境里的光，照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