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几个日本兵闯入一位中国老人家中,双目失明的老人用流利的日语厉声斥责。不料,为首的军官仔细端详后,猛地立正收枪,对下属喝道:“全体鞠躬!我们保证今后绝不再来!” 这一幕发生在香港沦陷后的第三个月,地点在湾仔一处陈旧公寓。日本宪兵进入前接到情报,说这里住着一位来历不明的知识分子,疑似通英密探。 军官名叫佐藤健一,是个极其谨慎的人,他没想到推门而入竟看到那样一位老人端坐书桌,身旁摆着一本德文文集和一本梵文词典。 那位老人名叫陈寅恪,是当时已闻名中外的历史学者,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精通十余种语言。此时他因视网膜脱落已近失明,生活困苦,每日靠友人送饭度日。 被围困在香港,是因他原本准备赴英国牛津大学讲学,战事爆发后行程中断,返程无路。 日军早有动作。香港被占后,文化界人士是重点监控对象。有人向日方透露,陈寅恪拒绝接受日方“学术资助”,已退还40万日元,并拒绝参加“学术维新座谈会”。 佐藤奉命“试探”,没想到面前这位衣衫简朴的老人,讲出来的日语是上流阶层专用语调,口气中夹带着旧日幕府遗风。 陈寅恪开口第一句便质问:“阁下如此行径,可对得起武士道?”然后毫不示弱地指出他们行为违反国际法,破坏占领政策。 他并未动怒,却分毫不让。佐藤瞬间起疑,怕惹上麻烦,因为只有接受过日本本土贵族教育的人,才能如此准确地掌握语言中复杂敬语体系。 正如《礼记》中所说:“知礼者,不陵人。”军中最怕的,就是误伤贵胄。佐藤不敢赌。他当场鞠躬,退兵,还命人第二天送来药材,未署名。 而此事的背后,还牵连着四年前的一桩旧事。1937年,陈寅恪之父陈三立在北平拒任伪职,绝食殉国。此事震动学界,日本情报部门也早已记录在案。 陈寅恪深受打击,从此视力每况愈下。尽管如此,他仍坚持离开北平,不在日占区接受治疗。有人劝他留下治病,他摇头说:“国可亡,史不可断。” 香港孤岛时期,陈寅恪靠记忆力和旧书,在暗淡灯光下整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每日笔耕不辍,闭门谢客,直到1942年春,经中大教授冯景兰多方设法,才辗转经澳门和广西逃出港岛。 离港那天,陈寅恪几乎失明,拄着一根竹杖,但背包里装着稿纸和三本笔记。 那段时光,香港的文化人不少选择了妥协,陈寅恪没有。他没有动刀,也没有起身,却在敌人面前保住了中国学者的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