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拿着一本书看了半天，在书上看到其中六个字，怒吼：“作者应凌迟” 乾隆时期是大清文字狱的高峰，持续时间长，酿成悲剧多。这位以精明著称的皇帝，亲自审查禁书，从字面细枝末节中揪出“悖逆”之语，动辄以谋反罪名株连全家，使无数人身陷囹圄、家破人亡。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江西新昌县县衙门口，一名无赖王泷南向官府告发，称当地举人王锡侯意欲谋反。县令诧异，询问证据，王泷南呈上一本王锡侯编撰的《字贯》。县令翻阅后皱眉道：“这不过是一本字典，何来谋反之说？” 王泷南指着序言一行字说：“请看此处！”书中写道：“《康熙字典》所收四万六千字有奇，学者查此字遗彼字，每每苦于寻找全书，掩卷而仍茫然。” 言下之意，康熙帝主持编纂的《康熙字典》存在缺陷，使用不便。王泷南称：“王锡侯胆敢非议康熙皇上的字典，岂非大逆不道？”县令本欲斥退告密者，但想到乾隆对文字狱的严苛态度，恐自己因疏忽获罪，遂郑重上报江西巡抚海成，称此案或涉谋反。 海成身为满人，文化素养有限，细读《字贯》后未发现明显罪证，觉得告发有“鸡蛋里挑骨头”之嫌。但为谨慎起见，他仍将案子上报乾隆，建议以“序言狂悖”为由革去王锡侯功名。乾隆接书初览序言，亦觉罪名不足为凭，但素来严谨的他继续翻阅。 当看到第十页，赫然写着“玄烨、胤禛、弘历”六个字——正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讳，乾隆勃然大怒，将书摔地，咆哮道：“速将此狂徒押来，朕要将他凌迟处死！” 在古代，皇帝名讳须严格避讳，书写时或缺笔，或以他字替代。王锡侯却直书三帝真名，触犯大忌。 原来，王锡侯出于善意，在书中列出这些字以提醒读者避讳，却未料此举为自己招致灭顶之灾。乾隆不仅震怒于王锡侯，还斥责巡抚海成失职，称其未能察觉“狂悖”之词，简直“无君无父，丧尽天良”。一个小小告发案，硬被乾隆拔高为国家级大案。 时年六十余岁的王锡侯，已无望进士功名，编《字贯》只为赚些微薄收入，补贴清贫家用。不料，此书却引来滔天祸患。 他被押解至京，囚于天牢，刑部依“大逆罪”判处死刑。乾隆假意“仁慈”，改判斩立决，但其子孙七人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妻子、儿媳及未满16岁的后代尽被发配，赏给功臣之家为奴。 抄家时，王锡侯家中财物仅值60两银子，锅碗瓢盆皆算在内，可见其清贫。行刑之日，全家哭声震天，围观者无不落泪，一个书香之家就此被碾碎。 乾隆为何对一介举人小题大做？其深层原因在于他对知识分子的警惕。乾隆认为，不得志的读书人易生怨愤，可能动摇满洲统治。为防患未然，他以文字狱为工具，重判轻罪，震慑士人。在其高压统治下，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议论国事，只知钻营取巧。大清表面盛世，实则“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内里腐朽渐显，为日后衰落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