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不说，马斯克这嘴真是开过光！就在中日关系这么紧张的节骨眼上，他居然直接给日本的未来判了“死刑”。 早两年马斯克在社交平台抛出的论断——“日本出生率要是赶不上死亡率，最后得没了”，在当时遭到不少日本官员的质疑，被斥为外行的无端揣测，但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去年新生儿数量仅68万余，这是自1899年有统计记录以来首次跌破70万大关，而同期死亡人数高达160万，单年人口净减少量突破90万。 进入今年，这一颓势进一步加剧，人口净减少量攀升至90.8万，创下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高纪录，人口萎缩的速度远超学界此前的悲观预测。 人口结构的失衡已形成难以逆转的惯性，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双重挤压正在全方位侵蚀日本的社会根基，当前日本65岁以上老龄人口规模已超过3569万，占总人口的比重逼近三成，而15至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仅剩余59%，这意味着平均每1.9名劳动人口就要承担1名老龄人口的抚养责任。 这种失衡的人口结构并非短期形成，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过去二十年间，日本生育率持续低迷，从1.5的水平一路下滑至1.15，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08的更替水平，有学者甚至推演，若按此趋势持续，到2720年日本新生儿数量将仅剩1人。 人口的持续萎缩已引发连锁反应，最先受到冲击的是劳动力市场与经济运行，劳动力短缺成为日本各行业的普遍困境，2024年因用工紧缺导致的企业破产数量达到309起，同比激增六成，创统计以来新高，全年企业破产总数也时隔11年突破1万家。 受此影响，日本2024年因劳动力短缺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16万亿日元，约合1040亿美元，相当于名义GDP的2.6%，是五年前的四倍之多，其中，非制造业首当其冲，酒店、餐饮及养老护理等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因难以实现标准化或自动化，损失规模高达13万亿日元；而在制造业领域，机械加工、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优势产业也因熟练技工匮乏，出现产能跟不上订单、交货周期大幅延长的问题。 地域发展的失衡进一步放大了人口危机的影响，形成了“东京虹吸—地方空心”的恶性循环。目前除东京都能勉强维持0.13%的微弱人口增长外，日本其余40多个道府县均陷入人口持续减少的困境，地方小城的空心化现象日益严重。 这种失衡直接导致地方公共资源的萎缩，近年来全国已有1200所中小学因生源不足被迫合并或关闭，产科医院数量持续缩减，部分偏远地区甚至出现“产科真空”，医疗资源的集中化又进一步加剧了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 同时，地方产业也因人才流失陷入停滞，农业领域出现大量耕地撂荒，渔业、中小企业等地方支柱产业因缺乏后继者而逐渐衰退，地方财政随之枯竭，形成难以打破的发展死循环。 面对日益严峻的少子化危机，日本政府并非毫无作为，而是推出了一系列被称为“教科书级”的催生政策，自1994年启动《天使计划》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将生育纳入国家战略，生育补贴从每月3000日元逐步提高到1.5万日元，2025年还计划推出“带薪育儿假升级版”，允许父母同休产假并领取全额工资。 三十年间，日本政府在催生方面的投入累计已达66万亿日元，但政策效果却收效甚微，生育率不升反降，核心问题在于，这些政策未能触及少子化的根源——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与经济压力之间的矛盾，在日本，养育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的平均成本高达2000万至4000万日元，而政府的累计补贴不足500万日元，仅占养育成本的10%左右，杯水车薪。 经济压力与社会环境的制约，进一步压制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当前日本非正规雇佣比例已突破42%，大量年轻人沦为“派遣社员”，缺乏稳定的收入、育儿假和年金保障，连申请房贷都困难重重，更无力承担养育子女的成本。 同时，职场对女性的歧视依然普遍，怀孕女性被调岗的比例高达40%，生育后女性的工资降幅可达12%-17%，二胎妈妈遭遇晋升停滞的比例更是超过58%，在高昂的生活成本与严苛的职场环境双重挤压下，日本年轻人的晚婚率持续飙升，女性初婚年龄从1970年的24.4岁推迟到如今的31.2岁，超过40%的30岁女性选择不婚，形成了“不敢婚、不愿生”的社会共识。 更为致命的是，人口危机已与日本的债务危机、经济停滞形成叠加效应，让整个国家陷入结构性困境，当前日本国债占GDP的比例已高达232.7%，长期依赖央行量化宽松维持债务循环，但随着人口萎缩导致税收锐减，以及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财政收支的长期失衡已难以逆转。 为缓解劳动力短缺，日本政府甚至考虑修改加班上限，拟放宽2019年设立的年加班720小时上限，这一逼近“过劳死”临界的提案，进一步凸显了其应对危机的无力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