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正和一个米店老板打牌，谁知打着打着，米店老板却突然看了他一眼，说：“你看着像共产党啊！” 牌桌上的铜板还在叮当响，涂作潮捏着麻将的手指突然僵住。 他抬头看见米店老板正眯着眼打量自己，烟袋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映着对方脸上说不清是好奇还是警惕的神色。 三十好几的人了，穿长衫戴眼镜，在一群短打扮的生意人里确实扎眼，可被人这么直接戳破身份，还是头一遭。 他强装镇定地摸出烟盒递过去，心里却在飞快盘算，这话到底是随口闲聊还是另有所指。 那会儿在上海当单身汉可不是什么轻松事。 1937年的租界虽说还挂着英法旗子，可日本宪兵队和汪伪特务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狩猎场。 他们拿着户籍册挨家挨户查，尤其盯着那些“二十五岁以上未婚男性知识分子”。 涂作潮后来在日记里写，那天从米店出来，冷风灌进领口，才发现后背的汗已经把棉衫溻透了。 他知道老板说的是实话，前阵子巡捕房抓走的那个地下交通员，确实和自己一样戴着圆框眼镜，一样总是独来独往。 回到租住的阁楼，涂作潮把自己关了整整一夜。 本来想继续硬扛着，毕竟建立新身份风险太大，但后来发现根本行不通。 敌人的嗅觉已经延伸到底层社会，米店老板这种街头老油条都能看出破绽，再这样下去迟早出事。 他翻出藏在地板下的《潜伏手册》，那本边角磨烂的油印小册子上，“建立家庭伪装”几个字被前任使用者画了红圈。 第二天一早，他就通过秘密渠道给组织发了封加急密信。 三个月后，涂作潮在难民收容所的厨房见到了张小梅。 她正低头切着萝卜，四岁的儿子小宝蹲在脚边玩石子，菜刀起落间带着一股沉稳劲儿。 组织上说这是最合适的人选，二十八岁的纺织女工，丈夫病逝，带着孩子，不识字但政治可靠。 涂作潮把提前编好的理由说了一遍，说自己是为了躲避抓壮丁才需要假结婚。 张小梅听完沉默了好久，直到小宝把石子丢到她鞋上，才抬头问：“你会打孩子吗？”得到否定答复后，她把菜刀往案板上一放，“行，我跟你走。” 如此看来，当时地下党选家属确实有门道。 上海二十万纺织女工里，像张小梅这样的不在少数。 她们大多从农村来，社会关系简单，不容易引起怀疑，而且经历过罢工斗争，对革命有天然的亲近感。 涂作潮后来才知道，组织最初给他推荐了三个候选人，全都是女工。 有个负责对接的同志半开玩笑说，让女工守着电台，特务来了只会觉得是普通家庭主妇，换个女学生反倒可能因为“有文化”被盯上。 这种看似随意的安排，其实藏着老一辈地下工作者的生存智慧。 1942年秋天的那个傍晚，涂作潮正在调试电台，突然收到紧急撤离的通知。 徒弟李白被捕了，叛徒供出了整个电台网络。 他跑回家时，张小梅正在给孩子们缝棉衣，棉线在昏暗的油灯下闪闪发亮。 涂作潮只来得及说要出远门，让她带孩子去苏州亲戚家。 张小梅没多问，连夜把电台零件用油纸包好，埋进院子的老槐树下。 三天后特务上门搜查，看到的只是个抱着孩子补衣服的普通妇人，转了两圈就走了。 在根据地的那段日子，涂作潮常常想起张小梅。 本来以为只是临时搭伙，没想到这个不识字的女人竟成了最可靠的后盾。 1943年春天，他终于在盱眙乡下的破庙里找到了妻儿。 张小梅抱着发烧的小儿子，小宝和女儿依偎在旁边，看见他进来，孩子们怯生生地往后躲，倒是张小梅先开了口，声音有点哑：“我以为你回不来了。” 那一刻，涂作潮突然明白，所谓伪装的家庭，不知不觉间已经成了真的牵挂。 全国解放后，涂作潮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张小梅就在机关食堂帮忙。 有回老战友来家里吃饭，开玩笑说当年要不是米店老板那句话，哪有这门亲事。 张小梅正在端菜，听见了就笑着接话：“就算没那句话，他那样的人，迟早也得找个人搭伙过日子。” 涂作潮没说话，只是给她碗里夹了块肉，眼里的笑意比什么都实在。 毫无疑问，他们的故事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柴米油盐里的坚守。 从1937年那个烟雾缭绕的牌局，到1949年搬进北京的四合院，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因为革命走到一起，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把伪装过成了真实。 这大概就是那个年代最动人的部分，无数普通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守护着比生命更重要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