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段祺瑞把太太叫了过来，对她说：“我跟你商量个事，准备把四姨太给嫁了，你看合适吗？” 这话要是放在别的军阀家里，怕是能掀翻屋顶。 毕竟那会儿有权有势的人物，哪个不是三妻四妾围着转，哪有主动把姨太往外送的道理。 可段祺瑞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看不出半点玩笑的意思，就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平常。 张蘅愣了半晌才反应过来，手里的茶碗差点没端稳，她知道自家这位老公向来不按常理出牌，但这次的决定还是让她有些措手不及。 三姨太的事刚过去没多久，那会儿段祺瑞出巡提前回来，撞见她和长子段宏业在屋里拉扯。 按老规矩，这种事要么沉塘要么家法处置，可段祺瑞只是让管家拿来纸笔，写了封休书给她。 这事在段府上下传开后，下人们私下议论了好一阵子，都说总理心太软，换作是张作霖，怕是早就把人拖出去毙了。 本来想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要嫁四姨太的说法。 四姨太王氏进府才一年多，平时话不多，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院里做针线活。 段祺瑞后来才知道，她嫁过来前在天津有个相好的，叫李玉树，是个绸缎庄老板的儿子。 当初要不是家里欠了债，她也不会被送进段府。 那天王氏红着眼圈跪在地上，从袖口里掏出一沓信，全是李玉树写给她的。 段祺瑞拿着那些信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一句话没说就让她先回去了。 接下来三天段祺瑞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连早饭都没出来吃。 张蘅让丫鬟送去的点心原封不动地端了回来，她心里琢磨着，老爷怕是在掂量这事传出去会不会丢面子。 毕竟那会儿的北洋圈子里，谁家后院出了这种事都是捂着盖着，哪有主动往外说的。 第四天早上，段祺瑞总算打开了书房门，对张蘅说这事就这么定了，还给王氏准备了二百银元的嫁妆，外加十亩良田。 这事在当时的报纸上都吵翻了天。 天津《大公报》拐弯抹角地写“段公府内眷异动”，上海《申报》倒是直白，说“以军阀之尊，行古君子之风，殊为罕见”。 有人骂段祺瑞傻，放着好好的姨太不要，也有人说他这是假仁假义。 可段祺瑞好像根本不在乎这些议论，该干嘛干嘛，只是偶尔会让管家去天津打听王氏的消息。 那会儿民国刚成立没几年，法律上对娶妾这事一直模棱两可。 1912年的《临时约法》没说不准一夫多妻，1915年大理院还出过判例，说“妾非法律上配偶，解除关系无需判决”。 所以段祺瑞休三姨太、嫁四姨太，在法律上挑不出半点错。 但真要论起人情世故，能做到他这份上的，整个北洋军阀里怕是找不出第二个。 张作霖1924年处置五姨太那事，直接把人关到奉天城外别墅里，对比之下更显得段祺瑞这步棋走得奇怪。 王氏嫁给李玉树后，两口子在天津开了家绸缎庄，刚开始生意还不错。 1937年天津沦陷后，绸缎庄被日本人占了，日子就开始难起来。 1948年他们带着仅剩的家当去了香港，1955年王氏在九龙医院去世的时候，身边只有李玉树一个人。 后来香港《星岛日报》还登过消息，说“前北洋执政段祺瑞遗属赴港”，也不知道是不是指他们。 段祺瑞自己晚年过得也不容易，1926年下野后住在天津日租界，1930年把剩下的姨太都遣散了，就留张蘅陪着，平时靠旧部接济过日子。 1936年段祺瑞病重的时候，特意留下遗嘱，说“勿因丧事收任何礼金，勿以妾为妻”。 这话听着简单，其实藏着他一辈子的处世道理。 在那个乱糟糟的年代，手握重兵的军阀能做到不抽不喝不贪不占，已经算是个异类，还能在处理后院事上留三分情面，着实难得。 他不是什么圣人，也做过不少糊涂事，但在对待这两位姨太的问题上，确实让人看到了点不一样的东西。 如此看来，段祺瑞处理这事的方式，就像在新旧时代的夹缝里走钢丝。 太传统了会被说守旧，太新潮了又会被骂离经叛道。 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用自己的方式在礼教和人性之间找平衡。 四姨太王氏敢于主动说出真相，在那个年代的女性里也算是有勇气。 这两个人的故事，就像北洋历史里的一道小褶皱，不显眼，却藏着那个时代最真实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