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地下党郑文道求死不成，被日军安置在医院，一名护士每次给他换药，都会多给他一张干净的纱布，郑意识到，他最后的情报有救了。 病房的铁窗焊着粗栏杆，郑文道盯着窗台上那截枯萎的野草，右手指尖还在发颤——三天前从疾驰的吉普车上跳下去时，他以为这双手再也碰不到情报了。 佐尔格案像一把刀，突然划破了上海的情报网。满铁事务所里，化名“程和生”的他刚把中西功偷来的“南进”计划抄到烟盒纸上，宪兵队就踹开了门。怀里的烟盒被搜走时，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让他们知道中西功是反战志士，更不能让这份情报烂在这儿。 押往司令部的路上，他瞅准机会跳了车。 原想一了百了，没想到日军把他拖进了医院。抢救时他听见医生说“腿骨裂了，得养”，心里冷笑——养好了，正好拉去刑讯室。 第一次换药，护士的白大褂扫过床沿。郑文道闭着眼装昏，直到感觉换药盘被轻轻放下——除了沾血的绷带，似乎多了点什么。 他眯开一条缝，心猛地揪紧。 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纱布，边角比豆腐块还齐整，在灰扑扑的病房里白得刺眼。 是试探吗？日军总用这种小把戏套话。他不动，任由护士收拾东西离开，指甲却掐进掌心。 第二天，纱布又出现了。 这次护士换药时，指尖擦过他的手腕，极轻的三下，像暗号里的“安全”。郑文道猛地睁眼，她的目光来不及躲开——那里面没有监视的冷，只有藏不住的急，像黑夜里的星星。 “自己人。”他的鼻子一酸。那个总骂他“不要命”的老班长，真的派人来了。 他开始在枕下藏纱布。疼得打滚时，就摸一摸纱布的纹路，像摸着同志们的脸。看守换岗的空当，他咬破舌尖，用唾液混着药粉——这是最土的密写剂——在纱布上写“12月南进”“关东军调兵”。 护士总多待一会儿。整理被子时，她会把枕头垫高，遮住他写字的手；量体温时，她会说“楼下收破烂的”，那是中转站的暗语。 第五天早上，护士来送药。放下纱布，她突然用中文轻说：“中西君没事。” 郑文道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他知道，该走了。 那天下午，日军要转移他去刑讯室。看守开门时，他正站在窗前，背影挺得笔直。回头看了一眼床头柜——最底下那张写满字的纱布，已经不见了。 “同志们，我尽力了。”他默念着，纵身跃出窗外。 28岁的他像片落叶飘下，可那份情报，却乘着风飞向远方。后来战友们说，苏联红军在莫斯科城外看到日军没北上，才敢把远东兵力调过来，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他们举着枪冲锋时，不知道有个叫郑文道的年轻人，用生命给他们铺了路。 现在的医院里，纱布随手就能拿到。可1942年的上海，一张干净的纱布，是暗夜里的桥，是绝境里的光，是有人拿命护着的信仰。 它不会说话，却记得那些藏在经纬里的字，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和那些为我们躺下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