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沈醉到香港，准备与第二任妻子栗燕萍见面，但栗燕萍已经改嫁了，她就嘱咐现任丈夫：“他若要打我，你别拦着！” 1949年，那时候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沈醉此时面临着人生最大的抉择。他把栗燕萍和几个孩子送上了去香港的船，手里攥着五张船票的钱，那是他给家人最后的保命符。他答应妻子，处理完手头的事就去香港汇合，然后一起去台湾。 卢汉云南起义，沈醉被扣押，随后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 消息传到香港，变了味。国民党为了宣传需要，对外宣称沈醉已经“杀身成仁”，壮烈殉国了。身在香港贫民窟的栗燕萍，听到这个消息时，天都塌了。 这时候，唐如山出现了。他是沈醉的老部下，也是流落香港的“天涯沦落人”。他看着老长官的遗孀孩子快饿死了，心一横，站出来搭把手。一来二去，为了生存，为了给孩子上户口读书，两人搭伙过起了日子。 而在北京功德林监狱里的沈醉，对此一无所知。他在狱中积极改造，心里唯一的念想就是老婆孩子。直到有一天，新来的狱友无意中透露了栗燕萍改嫁的消息。 那一刻，沈醉崩溃了。据当时狱友回忆，沈醉把自己关在角落里，把牙刷柄磨尖了想自杀，如果不是被人及时发现，这世上早就没了沈醉这个人。他想不通，自己还没死，老婆怎么就成了别人的？ 那种被世界抛弃的绝望，比坐牢更诛心。 但沈醉毕竟是沈醉。经过三十年的改造，经过新社会的洗礼，他的心境早就变了。1980年，当他终于拿到去香港探亲的通行证时，他心里装的不再是恨，而是深深的愧疚。 回到开头那一幕。 门开了。沈醉站在门口，两鬓斑白，腰杆却依然笔直。栗燕萍低着头，浑身发抖，等待着预想中的耳光或者痛骂。 然而，什么都没有发生。 沈醉看着眼前这个苍老的女人，看着那个局促不安的老部下，眼眶瞬间红了。他快步走上前，没有举起拳头，而是紧紧握住了唐如山的手，声音颤抖却坚定地说：“老唐，谢谢你！谢谢你替我照顾了她们母子三十年！要是没有你，她们可能早就不在了。” 这一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开了三十年的坚冰。栗燕萍猛地抬头，泪水决堤而出，所有的委屈、愧疚、恐惧，在这一刻化作嚎啕大哭。 沈醉转过头，看着前妻，轻轻说了一句：“这些年，苦了你了。” 这一幕，在场的沈醉女儿沈美娟后来回忆说，那是她这辈子见过最震撼的场景。父亲没有用“原谅”这个词，因为他知道，在生存面前，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谈原谅。他把所有的错都揽到了自己身上，是他没能履行诺言，是他让妻儿流离失所。 接下来的日子，沈醉展现出了极高的情商和胸怀。他提议，从今往后，他和栗燕萍以兄妹相称，和唐如山做回兄弟。 他在香港待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还有更惊险的博弈。 当时的台湾当局得知沈醉到了香港，那是急得跳脚又满怀期待。要知道，沈醉如果能从香港去台湾，那可是绝佳的“反共宣传”素材。国民党特务带着重金和美女，甚至许诺高官厚禄，轮番来游说沈醉：“去台湾吧，那是你的老家，你的退休金我们都给你补齐。” 甚至连美国方面也伸出了橄榄枝，暗示他可以去美国养老。 面对这些诱惑，沈醉只做了一件事。 他在离开香港前，在一本留言簿上，挥笔写下了八个大字：“回头是岸，岸在北京。” 他对那些来当说客的旧相识说：“我沈醉这半辈子，前半生那是真的‘醉’了，做了不少对不起人民的事；后半生在共产党这里，我才真正‘醒’了。我的家在北京，我的根在大陆，谁也别想把我拉走。” 既断了台湾的念想，又表明了自己的气节。他用行动告诉世人，那个曾经的军统特务死了，活着的是新中国的爱国人士沈醉。 临别时，栗燕萍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子。打开一看，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摞报纸。那是1959年沈醉第一批被特赦时的《人民日报》，还有后来关于沈醉的所有新闻剪报。 栗燕萍指着报纸上沈醉的照片，每一张的脸部都被红笔画了个圈。她哭着说：“我怕时间太久，我老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你的样子，所以每天都要拿出来看一遍。” 沈醉看着那些泛黄的报纸，这个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哭得像个孩子。他把这个铁盒子视若珍宝地带回了北京，直到去世，这个盒子都一直放在他的床头。 后来，沈醉在北京病逝。按照他的遗愿，那个装满剪报的铁盒子，被垫在了他的骨灰盒下面。 而在香港的栗燕萍，得知沈醉去世的消息后，做了一件极具仪式感的事。她托人买来五张去往大陆的空白船票——那是当年沈醉欠她的——在维多利亚港的码头边，一张张烧给了沈醉。 烟灰随着海风飘散，仿佛在诉说着一个未完的承诺。 沈醉的晚年，一直致力于两岸统一的工作，写回忆录，揭露军统黑幕，呼吁台湾故旧回归。他常说：“我们这代人的悲剧，不能再在下一代身上重演了。” 1980年的那次重逢，它不仅仅是两个老人的叙旧，更是一个民族伤痕愈合的缩影。它告诉我们，仇恨可以被时间冲淡，但爱和理解，能穿越时间，成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