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参与者晚年自述：这事不怪我们，只怪清政府太狂妄了。 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拉一拉。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了《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按理说，这已经够屈辱了，但在当时清朝统治者的眼里，这不过是花钱消灾，把这些“蛮夷”打发走就完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一点都没倒。 可西方列强不这么想。英国人、法国人觉得这门开得还不够大，他们想进北京城，想在皇城根下设立公使馆，想和清朝皇帝平起平坐地谈生意。在他们的认知体系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哪有什么平等的国家？外邦来了就是来进贡的，见了皇上就得三跪九叩。“跪不跪”这个问题，成了双方死活绕不开的死结。 西方人要的是市场和外交平等，清政府要的是面子和祖宗规矩。 矛盾积攒到1859年终于炸了。英法公使又要进京换约，这次他们不想走清政府指定的路线，非要开着军舰从大沽口硬闯。负责防守的僧格林沁亲王是个硬茬子，早就憋了一肚子火，利用重新整修的炮台，狠狠地教训了英法联军一顿。那一仗，英法联军吃了大亏，狼狈撤退。这场胜利就像给快要窒息的清政府打了一针强心剂，也让咸丰皇帝和大臣们产生了一种极其危险的错觉：洋人也没那么可怕嘛。 吃了瘪的英法联军哪里肯罢休，1860年，他们集结了更多兵力，卷土重来。这次他们学乖了，避开正面硬刚，很快就突破了防线，兵临北京城下。眼看打不过，清政府只能硬着头皮去谈判。 就在通州谈判的关键时刻，那个要命的“礼节”问题又冒出来了。清朝官员坚持外国使节见了皇上必须跪拜，英国代表巴夏礼坚决不干。双方谈崩了。接下来发生的事，直接成了火烧圆明园的导火索。 在咸丰皇帝的授意下，僧格林沁竟然下令把巴夏礼在内的39名英法谈判代表居然给扣押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这在国际上是基本常识，但清政府不管这一套，他们想拿这些人当人质要挟对方退兵。 这帮养尊处优的外国使节哪里受过这种罪。他们被粗麻绳捆得结结实实，塞进囚车一路颠簸到北京，分别关押在刑部大牢和圆明园等地。据后来的幸存者回忆，那是地狱般的日子。麻绳勒进肉里，伤口腐烂生蛆，缺吃少喝，还要忍受审讯和折磨。当英法联军最终打进北京城，要求释放人质时，39个人里只活下来19个，剩下的都被折磨致死了。 当看到同伴们那些残缺不全、面目全非的尸体时，英法联军彻底爆发了。尤其是英国公使额尔金，他愤怒到了极点，认为这是对大英帝国的奇耻大辱。他需要一场极具象征意义的报复，来惩罚清朝皇帝的“背信弃义”和“野蛮行径”。 为什么选圆明园？额尔金算盘打得很精。烧皇宫吧，怕把清政府彻底搞垮了，没人跟他们签条约割地赔款；烧老百姓的房子吧，又怕激起民变。圆明园不一样，那是皇帝的私家园林，是皇权威严的象征，烧了它，既能狠狠打皇帝的脸，让他感到切肤之痛，又不至于让政权立刻崩盘。说白了，这是一场精心算计的政治恐吓和文化谋杀。 1860年10月，那场震惊世界的大火点燃了。在这之前，法军已经抢先一步进了园子，开始了一场疯狂的洗劫。紧接着，英军加入，并在抢无可抢之后，奉命纵火。 那位写日记的士兵，当时就在纵火的队伍里。他们拿着火把，在那些精美绝伦的殿堂楼阁间穿梭。那些用上等金丝楠木搭建的宫殿，那些收藏着无数字画古籍的书阁，在火油的助燃下，瞬间变成了冲天火柱。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北京城的天空都被映红了，烟尘遮天蔽日。 据当时在场的西方人记录，士兵们都被一种疯狂的情绪支配着。他们打碎搬不走的巨型瓷器，用刺刀挑破珍贵的丝绸画作，为了抢夺佛像上的金箔互相推搡。那不仅仅是贪婪，更有一种破坏欲在蔓延。在他们看来，他们正在摧毁一个“野蛮、傲慢、不守规矩”的旧世界。 “只怪清政府太狂妄了”，这句话成了他们自我洗脑、逃避良心谴责的最佳借口。他们把自己的强盗行径，包装成了对“野蛮”的正义审判。 可清政府的傲慢和愚蠢，能成为你们毁灭人类文明瑰宝的理由吗？显然不能。那所谓的“狂妄”，不过是长期闭关锁国造成的无知和对既有秩序崩溃的恐慌。而西方列强，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利用对方的错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口口声声说着文明，干的却是最野蛮的事。 圆明园的大火，烧掉了清政府最后一点虚幻的尊严。咸丰皇帝躲在热河避暑山庄，到死都没敢回北京。留守的恭亲王奕䜣，含着眼泪签下了更加屈辱的《北京条约》。 这场浩劫最大的悲剧在于，它是一场双重维度的灾难。一方面，是清政府的颟顸、无能和对国际准则的无知，亲手递给了侵略者一把刀；另一方面，是西方列强撕下文明面具后，那副贪婪、残暴的强盗嘴脸。 圆明园的断壁残垣，至今仍立在那里，无声地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实力和开放的视野，所谓的尊严，不过是沙滩上的城堡，一个浪头打来，就什么都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