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一抗日英雄牺牲不久，他的妻子就主动跟了一个日本军官，不仅如此，她还把15岁的女儿也“贡献”给了日本人，然而，多年后被行刑前，她的一句话，令人作呕。 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一响，整个华北都乱了套。王大柱，是个实诚的庄稼汉，一腔热血报国，撇下媳妇刘四娥和刚出襁褓的娃，还有那个已经懂事的15岁大女儿，一头扎进了抗日队伍。 刘四娥当时哭得那叫一个梨花带雨，谁看了都觉得这是个苦命又贤惠的军嫂。可谁能想到，这话音还没落地多久，人心就变了。 丈夫走了，家里顶梁柱塌了，还得拉扯孩子。但那个年代，谁家不苦？可刘四娥偏偏受不了这个苦。起初，她是听说丈夫牺牲的噩耗，确实崩溃了一阵子。孤儿寡母。但让她迈出那一步的，不仅仅是饥饿，而是藏在骨子里那股对“安逸”和“权力”的畸形渴望。 她是在一张招募“义务保长”的传单里嗅到了机会。本来是为了混口饭吃，结果一看那位汉奸保长对自己有点意思，刘四娥的心思就活络了。她发现，只要傍上这个靠山，别说吃饭，连以前敢欺负她的人都得点头哈腰。 她很快发现，保长也不过是日本人的狗，要攀就得攀主人。她瞄上了驻扎在村边的日军大尉。为了讨好这个日本人，她在宴席上主动敬酒，那股子媚态，连旁边的汉奸看了都皱眉。她如愿以偿了，成了大尉的“红人”，甚至还要了个“慰安所负责人”的头衔。 这一刻起，她就不再是受害者，而是成了最凶残的加害者。她手里握着那个要命的小册子，谁家姑娘长得俊，谁家媳妇刚过门，她门儿清。为了在大尉面前邀功，她带着鬼子进村抓人。 最令人发指的一幕发生了。大尉嫌“新人”不够，施加了压力。这时候，正常母亲会怎么做？拼死也要护住自己的孩子吧？可刘四娥呢，她那个才15岁的闺女，那天晚上偷偷跟着母亲，想看看娘在干啥。结果，这孩子亲耳听到自己的亲娘对日本人说：“孩子也要带来，我好安排。” 没过多久，这个15岁的女孩就被亲妈送进了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营房。 老天爷是有眼的。1945年，眼看日本人就要完蛋了，一个被弄哑了的俘虏被押到了刘四娥面前。那人虽然瘦得脱了相，但那双眼睛，死死盯着她。那是王大柱！他还活着，只是成了俘虏。看着眼前这个穿金戴银、满身鬼子味儿的女人，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心都碎成了渣。 日本投降后，清算的日子终于来了。刘四娥被愤怒的乡亲们绑上了刑场。那些被她害得家破人亡的妇女，一个个站出来指证她的罪行。 在行刑前，她没有悔过，没有对女儿的愧疚，也没有对丈夫的歉意。她梗着脖子，喊出了那句让人作呕的话：“我也只是为了活命，我有错吗？” 这话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很多汉奸都爱拿“生存”当挡箭牌。为了活命，你就能把同胞往火坑里推？为了活命，你就能把亲闺女送给鬼子糟蹋？这哪是为了活命，分明是为了那点苟且的富贵，连人皮都不要了。 同样是那个年代，同样是面对中日两国的生死对立，有个女人，她本来是日本人，却做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 她叫佐藤屋登，后来，中国人更愿意叫她蒋佐梅。她的丈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 当年蒋百里在保定军校当校长，因为想改革却被北洋政府卡脖子，绝望之下开枪自杀。虽然命保住了，但心如死灰。这时候，身为护士的佐藤屋登一直守在他身边。她没有用什么大道理去说教，就是一句一句地劝，一点一点地喂粥换药。 这俩人，一个是中国的铁血军人，一个是日本的柔弱护士，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居然相爱了。为了嫁给蒋百里，佐藤屋登做了一个决定：彻底断绝与日本故土的联系，此生只做蒋家人。 婚后，蒋百里给她改名“佐梅”，意思是佐助梅花，这名字里透着中国文人的风骨。佐梅说到做到，她不教孩子说日语，家里不留任何日本习俗，穿旗袍、做中国菜，甚至带着孩子学四书五经。 抗战爆发后，佐梅是日本人，只要她想，完全可以借着日本人的势头保全自己。但她把家里的首饰变卖了，捐给抗日军队；她带着女儿去前线，给受伤的中国士兵包扎伤口。那时候，她嘴里说的是流利的中国话，手里做的是救中国人的事。 蒋百里去世后，她一个人拉扯大五个女儿。其中三女儿叫蒋英，后来嫁给了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钱学森。 刘四娥，是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丈夫是抗日英雄，她却为了荣华富贵，把灵魂卖给了魔鬼，连亲生骨肉都不放过。 蒋佐梅，是个日本人，本可以置身事外，却为了爱情和正义，毅然站在了中国这一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这说明高尚和卑鄙，从来都不分国籍，只分人心。 当正义的枪声响起，结束刘四娥那罪恶一生的时候，没人会同情她。大家心里只有痛快，还有对那个无辜被毁掉的15岁少女的痛惜。 而蒋佐梅呢，她最后葬在了西湖边，跟丈夫长眠在一起。墓碑上刻着“佐梅归处，化作春风”。到现在，海宁老家的人提起来，还得竖大拇指叫一声“梅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