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高煦战功显赫，朱高炽肥胖迟钝，为何朱棣还把帝位传给朱高炽？ 嫡长子继承制的铁律，是朱高炽最坚实的“护身符”。中国古代皇权传承历来遵循“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这一制度并非单纯的“论资排辈”，而是维系统治稳定的基石——它通过明确继承顺序，避免皇子为争夺皇位自相残杀，减少权力交替的动荡。朱高炽作为徐皇后所生的嫡长子，从出生起就拥有了法理上的优先继承权，而朱高煦虽同为嫡子，却位列次席，名分上已然落后。 更关键的是，朱棣自身的继位经历，让他对“正统性”有着极度的渴求。他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本质上是夺取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始终背负着“篡逆”的骂名。若他登基后废长立幼，改立朱高煦，无异于否定自身统治的法理基础，既然可以打破嫡长规矩，那“靖难”的合法性便更站不住脚，甚至会给后世皇子树立“凭实力夺位”的危险榜样。因此，维护嫡长子继承制，既是保护朱高炽，更是巩固朱棣自身的统治根基。 朱高炽“迟钝”的表象下，藏着治国理政的核心能力。朱棣在位期间，五次北伐蒙古、派遣郑和下西洋、修建北京城，这些宏图伟业虽彰显国力，却也耗费了巨额民力财力，亟需一位能“休养生息”的继承者，朱高炽恰恰契合这一需求，他也逐渐赢得文官集团的支持。 文官集团的态度，在明朝政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掌握着行政权与话语权，是治理国家的核心力量。朱高煦则恰恰与文官集团格格不入，他凭借战功恃宠而骄，在京城私自招募卫士、纵容手下横行霸道，甚至当众辱骂重臣，活脱脱一副“武夫做派”。在文官眼中，朱高煦是“祸乱朝纲”的隐患，而朱高炽的宽厚仁政，则是他们心中理想的治国之道。朱棣深知，打天下靠武将，守天下则必须倚重文官，朱高炽与文官集团的契合，让他成为“守成之君”的不二人选。 朱高煦的野心与骄横，彻底断送了他的储位之路。靖难之役的战功让他错误地认为，“能打”就等同于“该继位”，将父亲的暧昧承诺当作夺位的资本。他不仅在朝堂上公开质疑朱高炽的能力，还在封地招兵买马、囤积兵器，甚至效仿朱棣当年的做法，试图培植自己的势力。这种不加掩饰的野心，触碰了朱棣的底线——他从血雨腥风中走来，最忌惮的就是“功高震主”与“觊觎皇权”。在朱棣看来，朱高煦的战功是“双刃剑”，既能助他打天下，也可能在他死后颠覆江山；而朱高炽的温和宽厚，反而更能保证皇权的平稳过渡。 皇孙朱瞻基的存在，成为压垮朱高煦的最后一根稻草。朱棣对这个嫡长孙极为偏爱，朱瞻基自幼聪明伶俐、文武双全，完美契合朱棣对“理想继承人”的期待。他亲自将朱瞻基立为皇太孙，带在身边教导军旅与朝政，显然是希望将江山传承给这位孙子。若传位给朱高煦，以其睚眦必报的性格，朱瞻基大概率性命难保；而传位给朱高炽，凭借父子间的深厚感情，朱瞻基的继承权将得到绝对保障。可以说，朱棣选择朱高炽，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朱瞻基能顺利继位，实现江山的长远传承。 历史最终印证了朱棣的眼光，朱高炽继位后，虽仅在位十个月，却开创了“仁宣之治”的雏形；朱瞻基登基后，迅速平定了朱高煦的叛乱，延续了休养生息的政策，让明朝进入鼎盛时期。而朱高煦则在叛乱失败后被囚禁，最终因挑衅朱瞻基被活活烤死，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