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苏州豪门潘祖年病重。临终前，他支开旁人，只留下20岁的孙媳妇，厚着脸皮对她说：“你已经守寡2年，真是苦了你了。但我死后你也一定不要改嫁，我有要事相求！”孙媳妇重重地点点头。 只有这个孙媳妇不改嫁，顶着“潘家女主人”的名分，才有可能护住那两件国之重器——大克鼎和大盂鼎。 这就得说说这两口鼎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值得让人拿命去守？ 这两尊鼎，那是西周时期的青铜重器，海内三宝，潘家就独占其二。当年左宗棠给潘家送礼，都得感叹一句“天下财气，半入潘门”。这东西在古董界，那就是传国玉玺级别的存在。 潘祖年一死，潘家这孤儿寡母的处境，瞬间就成了“小儿持金过闹市”。 那时候的上海滩、苏州城，多少双贪婪的眼睛盯着潘家的大门。咱们换位思考一下，一个20岁出头的姑娘，家里没男人撑腰，外头全是虎豹豺狼，这日子怎么过？ 各路牛鬼蛇神轮番上阵。 先是古董商，那一箱箱的银元、金条往桌子上摆，有的甚至直接拍出一张空白支票，说：“潘夫人，数字您随便填，只要把鼎让给我们。”说句实在话，要是换个稍微贪心点的人，拿了钱去国外过神仙日子，谁能说什么？可潘达于硬是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 她就一句话：“这是潘家的传家宝，不卖。” 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当时的军阀、权贵，甚至地痞流氓，那是变着法子来骚扰。有人甚至直接威胁要“抄家”。潘达于一个弱女子，哪来的底气跟这些人斗？她靠的就一样东西：不要命。她对外放话，要想拿鼎，除非从她尸体上跨过去。这股子狠劲儿，硬是把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给震住了。 但这还不是最凶险的。 1937年，日本人来了。这帮强盗那是真懂行，进了苏州城，第一件事就是奔着潘家的宝贝来的。 这时候的潘达于，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和胆识。她知道，硬碰硬肯定不行，日本人手里那是真枪实弹。她找来家里最信任的两个木匠，趁着夜色，在后院悄悄挖了一个大坑。 这坑挖得有讲究，深得见底，把大克鼎和大盂鼎放进结实的木箱子里，层层包裹，埋进去之后，上面填土，铺上地砖，最后还特意在上面堆了一堆破烂家具和杂物，甚至种了花草。这一套“障眼法”，做得是天衣无缝。 日本人冲进潘家的时候，那是真的挖地三尺。先后搜了七次！甚至还在院子里到处戳，好几次，那刺刀尖离埋鼎的地方就差那么几寸。潘达于当时就在边上站着，怀里抱着孩子，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可脸上还得装得若无其事。日本人逼问她鼎去哪了，她就一口咬定：“早年家道中落，早就卖给古董商换米吃了。” 这一瞒，就是十几年。 在这期间，潘家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家里值钱的字画、瓷器，能卖的都卖了换米下锅，一家人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守着价值连城的国宝饿肚子，这是种什么精神？ 周围的邻居、亲戚，甚至连她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后院地底下埋着惊天的财富。她就这么一个人，默默地扛着这个巨大的秘密，熬过了抗战，熬过了内战。 等到1949年解放，苏州城天亮了。 按理说，这时候潘达于可以松口气了，或者把鼎挖出来换点钱改善生活，毕竟这也是人家私产，合理合法。但这位老太太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 1951年，上海博物馆刚筹备那会儿，潘达于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字字千钧：“这鼎是国之重器，放在我家里，我担惊受怕了一辈子，也守了一辈子。现在国家太平了，这东西应该交给国家，让它有个好归宿。” 她没要一分钱，没提一个条件，就把这两尊那是多少人用几座城池都换不来的大鼎，无偿捐给了国家。 当工作人员去起那两尊鼎的时候，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因为埋得太久，木箱子都烂了，可那两尊鼎，依然威严耸立，纹饰精美，仿佛在诉说着这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政府为了表彰她，要给她一笔巨额奖金。在那个年代，这笔钱足够买下半条街。潘达于拒绝了。 最后实在推脱不掉，只收了一张奖状。她说：“我捐东西不是为了钱，要是为了钱，我早就卖给洋人了。” 此后的几十年里，潘达于老人就住在上海一间只有20平米的旧房子里，过着最普通不过的日子。 2004年，潘达于100岁寿辰。上海博物馆特意把大盂鼎从北京借调过来，让这两尊分离了半个世纪的“兄弟”团聚，给老太太祝寿。当潘达于坐在轮椅上，看着这两尊大鼎时，她那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了泪光，轻轻地摸了摸鼎身，就像摸着自己失散多年的孩子。那一幕，不知道看哭了多少人。 1925年那次临终托付，与其说是一次“道德绑架”，不如说是一次文化的接力。潘达于这一生，没穿过几次绫罗绸缎，没享过几天豪门福气。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一诺千金”。 潘达于老人在2007年安详离世，享年102岁。她走的时候很平静，大概是因为，她这辈子答应的事，全都做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