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国航机长驾驶载有95名乘客的客机叛逃台湾，飞至台湾西南部空域时，4架台湾战斗机升空拦截，机上乘客瞬间陷入到恐惧之中。 袁斌，这位当时只有30岁出头的国航机长，年纪轻轻，却已经是波音737的资深驾驶员。然而，他的内心却藏着一股不满和愤怒。 那时的中国民航体制内，机组人员的待遇差异很大，袁斌和其他很多年轻机长一样，不满自己多年的努力依然没有获得应有的奖励。他并非天生有过激行为，甚至曾被同事认为是一个稳重、负责的人。但这一切的积累，最终促使了他做出了那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 据说，在与妻子徐梅的长时间讨论中，袁斌决定通过劫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他将这一切视为对体制的反抗，而台湾的自由氛围似乎为他的计划提供了某种“理想”的出口。为了避免过于突兀的举动，他和徐梅精心策划了这次行动，甚至提前准备好了所有需要的文件和假设的情境。 1998年10月28日清晨，袁斌驾驶的国航波音737-3J6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机组人员和乘客的表情一片安宁，没人知道，这一天的航程将不再平凡。袁斌和徐梅的计划早已开始逐步实施，飞机在飞行至太原上空时，袁斌突然作出了决定——他将飞机带向台湾。 飞机飞行至太原上空时，袁斌第一次在驾驶舱内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我要把飞机飞到台湾。”当时，副机长文飞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甚至一度以为这是机长的玩笑话。然而，随着袁斌的态度越来越坚定，文飞终于意识到局势已经无法控制。 机长袁斌的行动迅速引起了其他机组人员的关注。飞机突然改变航向，向南偏离了原本的航线，机组人员与地面航管开始进行紧张的沟通。与此同时，乘客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劲，机舱内的气氛逐渐变得紧张。此时的乘客们完全不知发生了什么，有人开始低声交谈，有人则沉默不语，心中充满了不安。 台湾方面的空军已经迅速通过雷达侦测到了这架飞机的异常航向。就在飞机继续飞行向南的时候，台湾空军的战斗机已经做好了升空准备。与此同时，大陆方面的民航部门也迅速采取了应对措施，通过民航局与台湾方面沟通，通知台湾需要紧急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当飞机进入台湾的空域时，四架台湾战斗机升空，快速接近这架被劫持的客机。随着战斗机的升空，机上乘客开始意识到这并非简单的航线问题，所有人都感到了一股强烈的恐惧感。旅客们并不清楚劫机的目的，也不清楚这一切是否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飞机飞至台湾西南部空域时，四架战斗机已经形成了对客机的包围状态，随时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机上的乘客一度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尽管如此，袁斌和徐梅仍然稳住了情绪，坚持按照原计划继续飞行，似乎他们对这一切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台湾方面的战斗机不断在空中与客机保持着紧密的距离，情况极为紧张。与此同时，民航局与台湾方面的沟通仍在进行，台方虽然知道这架飞机并非一架正常航班，但并未采取立即拦截的行动，而是希望通过对话来平息局势。 最终，在经历了约30分钟的空中对峙后，客机顺利降落在台湾的中正国际机场。机上人员并未受伤，但这一事件无疑引发了两岸民众和航空界的广泛关注。这起劫机事件不仅仅是一次空中对抗，更暴露了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和民航管理方面的一些薄弱环节。 袁斌和徐梅在降落后被台湾警方迅速拘捕，而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也在随后的调查中被传唤作证。警方表示，由于事件没有导致伤亡，最终对袁斌和徐梅的刑罚并不严厉。然而，这起事件的社会影响却远不止此。 劫机事件虽然以机上乘客的安全着陆告终，但其带来的深远影响却远不止如此。事件发生后，台湾方面迅速展开了对袁斌和徐梅的审讯。 两人均未对外界透露具体动机，但袁斌在法庭上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劫机，纯粹是因为自己不满民航部门的待遇分配。即便如此，台湾法院仍决定对他们进行进一步的审判，并最终判定他们未造成严重后果，判处七年徒刑。 几个月后，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袁斌和徐梅被遣返回中国大陆，结束了在台湾的羁押生活。2001年，事件的主角最终得以回到祖国。 这场劫机事件不仅对两岸关系产生了直接影响，也在当时的民航界掀起了一场关于航空安全、机组人员待遇、两岸飞行协调等多个方面的反思。 至今，袁斌与徐梅的劫机事件依然是中国民航史上一桩特殊的事件，深刻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航空安全隐患和社会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