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1月，彭德怀元帅从朝鲜战场回国述职，见到毛主席以后愤怒地说：“ 主席，我要向你告状。”毛主席听到以后，赶紧问：“ 朝鲜战场怎么了？你要告谁的状啊？” 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一个急救包突然出现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这个看似普通的医疗包裹竟然成为震惊中央的导火索。当一向沉稳的彭德怀元帅怒气冲天回国告状时，没人想到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惊天黑幕。这起牵动高层神经的案件，究竟揭开了什么样的罪恶真相？ 1952年的春天，一个急救包突然出现在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该急救包是刚刚从朝鲜战场上送过来的。这个装满愤怒的包裹里装着什么？不是别的，正是那些本应救死扶伤的假药和变质医疗用品。与这个急救包一起送来的，还有一封彭德怀的电报，电报中一向很少发脾气的彭德怀屡爆粗口，指责资本家”丧尽天良”。 这位在战场上久经沙场的老将军为什么会如此愤怒？原来，后方调拨到前线的药品出了问题，很多药品不仅没能救活受伤战士们，甚至还加速了病情的恶化。想想看，那些在冰天雪地里与敌人拼杀的志愿军战士，受伤后满怀希望地服用这些救命药，却不料这些药品成了夺命毒药，这怎能不让人愤慨到极点？ 毛主席收到前线彭德怀寄来的一份包裹，打开发现里面是几团纱布和一瓶消炎药。纱布发霉了，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黑点，消炎药过期了，打开还能闻到一股怪味。这些触目惊心的物证让毛主席勃然大怒，他立即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质量问题，而是有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发黑心财。 调查的矛头很快指向了上海的大康西药行。这家药店的老板王康年，出生于1924年，浙江杭州人，17岁时进上海大亚电台当练习生，后任播音员。这个表面上经营正当生意的商人，实际上早就是劣迹斑斑的老油条。王康年的岳父杨得春是上海租界巡捕房探目，他倚借岳父的势力集资在西藏路生吉里开设了一家大康商行。 王康年这个人到底有多黑心？王康年没有好好经营药，因制造、贩卖假药而在民间臭名昭著，负债累累，多次被告上法庭。他曾用玉米粉改冒表飞鸣、阿斯匹林。这种人竟然敢把黑手伸向保家卫国的志愿军，简直是天理难容。 朝鲜战争爆发后，王康年看到了”商机”。1951年1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后勤人员到上海采购药品，王康年在大康无货情况下，收取志愿军货款，而交付给志愿军时货物里面并没有志愿军所要购买的消治龙药粉、消发灭定药粉、氯儆素等消炎药品。这种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欺诈，而是在战时对军队的背叛。 前线发现后曾派人到上海追查，但王康年拒不承认，还想通过各种关系蒙混过关。可惜他低估了党和政府整治这类害群之马的决心。毛主席亲自下令，陈毅市长亲自督办，这起案件很快就有了结果。 1953年2月28日，正义的天平终于倾斜。上海市人民法院以”行贿、偷逃漏税、盗骗国家资财”等罪名判处王康年死刑，立即执行。这个年仅29岁的奸商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从上海市档案馆的资料来看，王康年是以”盗骗志愿军货款、银行贷款”等罪行，被上海市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这起案件的处理，体现了新中国对违法犯罪行为的零容忍态度，特别是对那些在国难当头之际还要发黑心财的败类。 这起假药案的影响远不止于此。它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党和政府保护人民军队的坚定决心，也让那些企图钻法律空子的不法分子明白，任何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都将受到严厉制裁。彭德怀元帅的愤怒告状，不仅为战死的志愿军战士讨回了公道，更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从彭德怀的愤怒告状到王康年的伏法，这起案件让我们看到了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良知。那些为国捐躯的志愿军战士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而那些丧尽天良的奸商也注定遗臭万年。对于这样震撼人心的历史事件，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