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李鸿章去世，他给子孙留下4000多万两白银和无数家产，可没想到，52年后，他的孙子，43岁的李子嘉，竟因为穷得买不起食物，活活饿死了，死后，他的身上只裹了一张破草席，找了一个空旷的地方，草草埋葬了事。 李鸿章这辈子攒下的家底真不算少，4000多万两白银只是明面上的数，算上安徽、江苏的万亩良田，上海、南京的几十处商号当铺，还有各地的宅院地产，折算成当时的银元得有十亿出头，比晚清一年的国库收入还多出两成。 1910年李子嘉在上海法租界出生时，家里光伺候他的佣人就有二十多个，奶妈得是身家清白的农家妇女，还得懂几句洋文，婴儿床是从巴黎运来的雕花铁床，连擦嘴的手帕都绣着金线，那排场真是把“富贵”俩字刻在了日子里。 他爹李经方是李鸿章的长子，虽说也算见过世面，可对儿子的管教全凭“给钱”。1922年李经方病逝，12岁的李子嘉直接继承了1.3万亩良田的地契，上海外滩两栋洋楼，还有芜湖半条街的商铺。 那时候他每月零花钱就有500银元，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年的工资，可没人教他怎么管账，更没人说过“坐吃山空”这回事。管家每次递上账本，他扫两眼就签字，连田租收了多少都懒得问，反倒觉得花钱慢了丢面子。 十四五岁起，李子嘉就成了上海滩风月场的常客。长三堂子的姑娘们见了他都主动迎上来，他随手打赏就是一块银元，够寻常人家吃半个月。后来有人怂恿他吸鸦片，说这是“上流人的消遣”，他二话不说就在家里设了烟馆，天天招呼狐朋狗友吞云吐雾。 李经方生前留下的老管家劝过几次，说鸦片是败家根苗，他直接把人辞退，换了个会陪他抽烟的佣人。1928年的时候，他为了给一个叫翠玉的戏子买定制行头，一口气卖了苏州的十亩良田，那片地每年能收上千斤稻谷，他却眼皮都没眨一下。 李经方其实早看出儿子挥霍无度，生前特意断过他半年财路，想逼着他戒鸦片。可李子嘉有的是办法，偷偷把母亲留下的英国珠宝拿去当铺抵押，换了钱继续抽大烟、逛赌场。赌场老板见他出手阔绰，特意给他开了VIP包间，骰子一掷就是几百银元的输赢。 1935年他在赌场输了8000银元，转头就把芜湖的三家绸缎庄抵押了出去，那可是李鸿章当年亲手创办的商号，传了三代的家业就这么成了赌桌上的筹码。 1937年上海沦陷后，李子嘉的日子更荒唐了。日本浪人盯上了他的家产，哄着他把南京西路的商铺抵押给自己，说是“代为保管”，实则转眼就改成了日本洋行。他非但没察觉，还拿着抵押来的钱天天和日本人喝酒，以为能靠着这层关系保住富贵。等到抗战胜利，他想去要回商铺，才发现地契早就被换成了废纸，连说理的地方都找不到。 1945年之后，李子嘉的家底基本空了。良田卖光了，商铺没了，洋楼也抵给了银行，只剩下一套破旧的宅院。可他还是改不了挥霍的毛病，偶尔借到点钱，先去买鸦片，再去小酒馆喝酒，根本不管下一顿在哪。 1948年冬天，他冻得实在受不了，想去投靠堂兄李厚甫，结果刚走到门口就被拦了下来，堂兄隔着门骂他“败家子”，连面都没见。 1949年之后，李子嘉搬到了芜湖城隍庙的破庙里，和左宗棠的孙子左巨生成了邻居。俩曾经的富家子弟，如今只能靠捡破烂、讨饭过活。左巨生还好，偶尔能帮人写写字换口饭，李子嘉除了花钱啥也不会，只能眼巴巴等着好心人施舍。1953年开春，江南下了场冷雨，庙里又潮又冷，李子嘉连着几天没讨到东西，蜷缩在稻草堆里没了气息。 左巨生找到李子嘉的族人报信，没人愿意来管。最后还是城隍庙的和尚找了张破草席，裹着他的尸体抬到乱葬岗，挖了个浅坑埋了。谁能想到，当年踩着金银出生的贵公子，到头来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李鸿章当年费尽心机攒下的家业，没熬过三代就败得干干净净，不是钱不够多，是这钱没养出懂得珍惜的人，反倒养出了只会挥霍的性子。这富贵来得太容易，散得也就格外快，李子嘉的结局，说到底还是自己折腾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