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执着于“继续革命、防资本主义复辟”，核心就在于一句话：“特权一旦长出来，比癌症还难割”！这份担忧，藏着他对国家长治久安的最深牵挂。 1950年，湖南省委计划修缮毛主席在韶山的旧居，还准备修建一条从长沙通往韶山的公路，消息传到北京，毛主席当即写信制止，明确表示一概不要修建，避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 同一时期，沈阳和北京先后提议在市区和天安门前修建毛泽东铜像，也被他坚决否决，认为这样做影响不好，甚至有讽刺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毛主席就敏锐地意识到，革命的胜利不代表特权的消亡。 中国两千多年的“官国”传统留下了厚重的土壤，特权思想就像潜藏的病菌，稍有松懈就可能滋生蔓延。 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定下六条规矩：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 这些看似细微的规定，实则是为全党立下了反对特权的第一道防线，他反复强调，遵守这些规定就是保持谦虚态度，是共产党人区别于旧官僚的重要标志。 在毛主席看来，党的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任何凌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权。 1957年，他主动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下调到三级，这个每月404.8元的标准，一直保持到1976年去世都没变动。 他不仅对自己严格，对家人和亲属更是定下铁规矩：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 当表兄杨开智想进京谋求特殊安排时，他明确指示湖南省委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不允许任何无理要求，用实际行动打破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旧俗。 晚年的毛主席，身体日渐衰弱，但对特权的警惕丝毫没有放松。 他亲眼见证过历代政权因官僚主义、特权腐败而覆灭的历史，深知“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他多次告诫全党，要警惕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要是欺压群众、坚持特权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他看来，特权就像癌症，早期可能不起眼，一旦扩散开来，就会侵蚀党的肌体，割裂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让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江山付诸东流。 为了遏制特权滋生，毛主席带头践行群众路线。 他建议县以上领导干部每年抽出时间下基层参加劳动，自己也多次到十三陵水库等地与群众一起干活。 他反对高薪制，主张缩小干部与群众的收入差距，防止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特权。 在他的倡导下，延安时期那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作风被努力传承，陕甘宁边区“模范政府”的传统被当作抵制特权的法宝，干部参加劳动、与群众同甘共苦成为衡量作风的重要标准。 到了晚年，毛主席的这种担忧愈发强烈。 他看到国际共运史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接班人出现过背叛革命的情况，苏联也出现了特权阶层的苗头，这让他更加警惕国内的潜在风险。 1966年，已逾七旬的他在会见胡志明时，坦诚表达了对接班人问题的担忧，担心有人会走上修正主义道路。 身体的衰老让他倍感时间紧迫，他希望通过“继续革命”的方式，发动群众监督权力，揭露特权现象，把可能被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到人民手中。 虽然在后来的实践中出现了偏差，但背后蕴含的对国家长治久安的牵挂。 毛主席一生都在与特权作斗争，他深知，特权的根源在于权力脱离监督，在于忘记了人民是权力的真正主人。 反对特权、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