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女特工王宝云被绑在老虎凳上，已经加到第三块砖，她疼得大汗淋漓。日本宪兵还不罢手，又加上了第四块砖。坐老虎凳，大多数人的极限就是四块砖。王宝云昏死过去...... 说起抗日那会儿的军统情报工作，总让人觉得那是一帮人在刀尖上跳舞的家伙，尤其是那些藏在敌占区的小站，随时可能玩完。王宝云就是其中一个典型，她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人家，家里条件一般，靠父亲在厂里打零工维持。1937年卢沟桥开打的时候，她刚中学毕业，本来年纪轻轻的姑娘家，脑子里想的可能是找份稳定工作养家，可全国都乱套了，街头到处是募捐箱和招兵的传单。她没多犹豫，就报了名，进了军统在青浦办的特训班。那地方是上海郊外一个偏僻营地，学员们从早到晚练密码和电台操作，她负责的部分主要是译电，学着怎么把乱码转成有用情报。毕业后，直接被扔到察哈尔站，那是个小据点，表面上看像个商行，实际上是军统在内蒙古边上的情报中转站。她在那儿干的活儿就是接收重庆来的密电，抄下来破译，锁进柜子，等信使带走。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因为站里人少，任务重，一出错就全完蛋。 察哈尔站的活儿说白了，就是盯着内蒙古的动静。那时候，日本人在那儿扶植了个伪蒙政权，头头是德穆楚克栋鲁普，人称德王。这家伙表面上听日本人的，暗地里却窝火得很，日本关东军天天派人盯着他的一举一动，蒙古军的调动、资源分配，全得过他们那关。德王琢磨着摆脱控制，就通过军统的老板戴笠，偷偷跟重庆那边搭上线，想投诚。军统绥远站和察哈尔站正好借着德王的掩护，在敌后搞情报，潜伏人员混进蒙古军里，摸日伪的底细，传回重庆。这条线要是通了，对整个华北抗日布局都有大用。可惜好景不长，日本情报网鼻子灵，很快就破了这个事儿。德王被盯得死死的，军统两站的人一个接一个落网，王宝云也没躲过去。抓捕那天，宪兵队直接砸门，站里电台设备砸了个稀巴烂，她被铐上手铐押走的时候，手里还捏着半张没译完的纸条。 站长张抚之这人，骨头软得像豆腐，一上刑就全招了。他家米缸里藏着份关键电报，本来是重庆发给蒙古那边策反的名单，还没来得及译，王宝云负责这块儿。张抚之不会破码，只能指着她说她知道。可这份电报要是译出来，蒙古军里好几个重庆的线人就得掉脑袋，整个情报网崩盘不说，德王的投诚计划也黄了。日军宪兵一看，这姑娘是突破口，就死盯着她逼供。先是常规的打耳光、灌凉水，王宝云一口咬定电报损坏，译不出来。宪兵们不信，换上老虎凳这种老刑具，把人腿绑直，在脚后跟下面垫砖头，一块一块加重，拉筋拉到极限。头两块还凑合，到第三块她已经疼得汗流浃背，衣服全湿透了。宪兵没停手，第四块上去，她直接扛不住，昏了过去。大多数人坐这玩意儿，四块就是顶线，王宝云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硬是挺到这份上。醒过来腿疼得像火烧，宪兵还撒石灰进眼睛，右眼后来视力废了，左眼彻底瞎了。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够呛，可她就是没松口，电报内容日军到现在也没挖出来。 老虎凳这刑不是随便玩的，日本人在侵华期间用得烂熟，从东北到华北，好多情报员都栽在这上面。它本质上是拉伸跟腱的活儿，砖头一加，膝盖骨头就得往外顶，疼起来直钻心窝。历史书上提过，这种刑具源自明清的衙门，后来日本人学去，改成审间谍的标配。军统那帮人训练时也模拟过，但真上身，谁也说不准自己能扛多久。王宝云的案子，宪兵队档案里估计有记录，不过战后散了，大多靠幸存者回忆。德王的投诚线保住了，蒙古那边的情报没断，重庆方面后来用这情报，协调了几次对日伪的破坏行动。说小了，是救了几个线人；说大了，帮着稳住了华北的抗日后方。要是她招了，后果就是一锅端，德王可能直接被日本人干掉，伪蒙政权更死心塌地当狗腿子。 抗战后期，日本鬼子越来越急，宪兵队在张家口那片抓了上百号军统的，审讯室里天天有惨叫。王宝云关了几年，腿伤没好利索，走路都瘸，眼睛也毁了。1945年日本投降，重庆的人马冲进宪兵队，把牢门一砸，她被放出来。那时候她瘦得不成样，拄着棍子挪步，军统旧部接她回北京。医疗条件差，石灰烧的眼睛没法全治，右眼勉强看个影，左眼黑灯瞎火。腿上关节变形，雨天一疼就钻心。她没抱怨，回了家安顿下来，靠点补助过日子。战后军统重组，她没再上前线，偶尔给新人讲讲译电心得，但眼睛坏了，手也抖，干不动重活。余生在北京胡同里耗着，邻居们知道她是抗日老兵，逢年过节送点米面，她谢绝得客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