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一位104岁高龄的科学家，正在椅子上接受安乐死，当药物注射身体内30秒后，他突然睁开双眼说了一句话，让周围的人都哄堂大笑。 一个104岁老人，坐进瑞士诊室的椅子里，针管扎进手臂，药水缓缓流入。三十秒后，他睁开眼，吐出一句俏皮话，全场哄堂大笑。这不是喜剧桥段，而是2018年真实一幕：科学家戴维·古德尔，用幽默迎接终点。他的选择，藏着怎样的生命密码？ 那是1914年4月4日，戴维·古德尔出生在雾都一个普通家庭，正赶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炮弹声中长大的孩子，没被吓倒，反而早早迷上植物的世界。小时候，他就爱在街角公园蹲着，扒拉泥土看根须怎么钻进去。长大后，进了圣保罗学校打基础，1935年从帝国理工学院拿到生物学学士学位。六年后，1941年，他又捧回博士帽，论文专攻西红柿怎么从土壤里吸营养。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打响，他一边躲警报，一边在东马林研究站埋头实验，数据表上密密麻麻全是叶片含水量的记录。 战火熄灭后，古德尔没闲着。1948年，他打包行李，坐船横跨印度洋，落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当上植物学高级讲师。从此，这片大陆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教学间隙，他总抽空去校园边的林子里转悠，采集样本，研究生态平衡。1952到1954年，他去加纳大学帮忙搞可可种植调研，帮当地农民优化土壤管理。回英国雷丁大学教了两年农业植物学，1956年又折回澳洲，加入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那几年，他带头做生态模拟，分析过度放牧对草场的破坏，成果直接用在土地保护政策上。 古德尔这辈子，学术路走得稳当。1967年，他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生物学，次年转战犹他州立大学，领队研究沙漠生态。团队用模型预测气候变化对植被的影响，他的报告成了国际会议的参考。1974年回澳洲，继续在研究组织干到1979年退休，但荣誉研究员的帽子一直戴着。80年代，他主编那套30卷本的《世界生态系统》，从热带雨林到极地苔原，全都扒拉得清清楚楚。1990年代，国际生态协会给他统计生态学家杰出奖，2008年澳洲生态学会金奖，2016年还挂上澳大利亚勋章。这些头衔听着响亮，可他自己总说，搞研究就是为了让土地多点绿意，让人多点收成。 家庭这块，古德尔也过得踏实。三次婚姻，四个孩子，十二个孙辈，逢年过节饭桌上总热闹。即便年纪大了，他还爱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欢乐颂》，那旋律一响，就觉得世界宽敞。他打网球打到90岁，103岁那年，2017年，还在珀斯自家书房里敲键盘，审论文上的生态公式。埃迪斯科文大学本想因年龄调整他的办公位子，公众一闹腾，就赶紧改了主意，提供更方便的场地。古德尔这人，朋友多，从不爱记仇，学术圈里谁提起他，都说这是个实打实的学者。 可人到104岁，身体这道坎儿，谁也躲不过。2018年4月4日生日那天，古德尔对媒体直言，日子过得没劲儿了。视力模糊，行动不便，大学也按规定结束了他的岗位。老朋友一个个走，屋里空荡荡的。他在家滑倒，躺了两天才被清洁工发现。从那以后，他开始琢磨，活着得有质量，没意思的拖着，对谁都不好。查了资料，知道瑞士允许协助离世，就下定决心。 5月1日，古德尔落地瑞士，住进Life Circle诊所。那地方在莱斯塔尔镇，低调得很，外墙爬满藤蔓。诊所团队一对一接待，确认他的意愿后，安排程序。5月10日中午12点30分，一切就位。房间里放着贝多芬的《欢乐颂》，合唱声渐起。医生插上静脉管，古德尔自己转动轮子，让戊巴比妥钠注入。药水进体三十秒，他忽然睁眼，对着屋里人说：“这过程怎么拖这么久，我怎么还没走？”一句话出口，医生护士愣了愣，家人跟着笑起来，整个屋子都乐了。 几分钟后，古德尔安静离去。消息传开，澳洲媒体大篇幅报道，BBC、卫报、CNN都跟进。古德尔没得绝症，但生活质量掉到底线，他觉得继续煎熬没必要。这事儿一出，全球都议论开了。瑞士的协助离世模式，本就开放，允许外国人参与，但也引来“自杀旅游”的争议。 古德尔的离去，没掀多大浪，但那句笑话，成了永恒的注脚。2018年5月10日，巴塞尔诊所的钟声敲过12点30分，一个时代落幕。可他的生态遗产，还在澳洲的林子里生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