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6日，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1949年12月，咱们的解放军刚解放重庆，正火速西进实施成都平原围歼战，12月6日这天，刘邓大军已经发布了切断国民党军退路的命令，成都城里的国民党要员们正忙着收拾行李，抢着搭乘最后几班撤离的飞机。 此时的张大千心里比谁都急，他在成都最放不下的除了家人，就是那些耗费数年心血临摹的敦煌壁画。于是他就找到了自己在国民党当官的老友——张群。 张大千能和张群结下缘分也是因为敦煌壁画，几年前，那些画作在成都豫康大楼展出时，连当时的高官张群都亲自为画展写文章。 这层交情成了张大千此刻的救命稻草，因为张群当时的身份是西南军政长官，手握西南地区国民党军的调度权，正是能拿到军用机票的关键人物。 那时候的军用机票比黄金还珍贵，国民党军溃败得太快，运输机都优先用来运送高级官员和战略物资，普通机票早就停售了，军用机票更是要靠最高层的批条才能拿到。 张大千找到张群时，对方也正准备撤离，看着这位曾一起推动敦煌艺术传播的老友，再想到那些价值连城的壁画，张群立刻动用职权，从仅剩的运力里协调出三张去台湾的军用机票。 拿到机票的当天，张大千就赶紧回家收拾，四夫人徐雯波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打包好，而最费功夫的是那些敦煌临摹壁画。 这些画有的篇幅很大，还得小心卷好避免损坏，前几年办画展时，光是印刷画册都要专门找西南印书局，此刻更是得像护宝贝一样贴身带着。 家人帮忙把几十幅画分装进几个木盒，雇了辆三轮车往凤凰山机场赶，沿途能看到不少国民党士兵在烧文件，路边商铺都关着门，偶尔有逃难的百姓匆匆走过。 到了机场才发现这里早已乱成一团，到处都是提着箱子的官员和家属，还有士兵在往飞机上搬金条和文件。 张大千出示了张群签署的通行证，才被允许进入停机坪，负责检票的军官看到通行证上的签名，没多问就放行了。 当时准备起飞的是一架C-46运输机，这种飞机在驼峰航线立过功，载重量大，刚好能装下他们一家三口和那些壁画箱子。 登机前还有个小插曲，负责装机的士兵想优先装军官的行李，看到张大千带的全是画卷，有点不耐烦，还是徐雯波提醒他们这是张长官特意交代要运的东西，士兵们才赶紧帮忙把画箱搬上飞机。 机舱里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国民党的中高级官员，看到张大千带着这么多字画，有人悄悄议论说“还是张大千会选，带这些比带金条管用”。 飞机起飞时已经是下午，透过舷窗能看到成都城越来越小，远处的田野里隐约有部队行军的身影。 张大千摸着身边的画箱，心里总算踏实了，他知道这些画要是留在成都，很可能会在战乱中遗失，毕竟当年他为了临摹这些画，在敦煌待了两年多，光是颜料就花了不少钱，还请了当地工匠帮忙，这些画早就成了他的命根子。 到后来有人问起张群为什么愿意帮张大千，除了两人的交情，更重要的是张群知道这些敦煌临摹壁画的价值。 当年画展时，陈寅恪、沈尹默这些大学者都写文章夸这些画是“敦煌学领域的不朽盛事”，张群自己也清楚，这些画代表着中国的文化根脉，要是落在战乱里太可惜。 而且当时国民党当局也在忙着把重要文物往台湾运，张大千的画自然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张大千乘坐的飞机到台北时，接应的人早就等在机场，帮忙把画箱搬上卡车。到后来这些画里的敦煌临摹壁画，被博物院收藏，成了研究敦煌艺术的重要资料。 而张大千要是没找张群帮忙，别说带画走，能不能拿到机票都是个问题，毕竟当时很多官员找关系都拿不到撤离的名额，更别说带这么多沉重的画卷了。 说到底，张大千能带着壁画顺利撤离，既是靠张群在危难时的出手相助，也是因为那些壁画在他心里重过一切。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交情是能救命的底气，而那些凝结着心血的画作，就是他无论如何都要护住的根。 对于此事，大家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