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文强被俘，在吃饭时，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对他非常客气解放军干部察觉这

1949年1月，文强被俘，在吃饭时，被俘的国民党将领对他非常客气解放军干部察觉这是条大鱼，经过审问，得知他是杜聿明的副参谋长。 1949年1月，淮海战役刚收尾，解放军的俘虏营里人满为患。大家都是败军之将，垂头丧气，一碗高粱米饭、一瓢菜汤就是一顿。可就在这么个地方，怪事发生了。一个自称叫“李明”的上尉书记官，每次吃饭的时候，周围的气氛就透着一股说不出的诡异。 怪就怪在，那些被俘的国民党少将、中将们，对他客气得有点过分了。 一个少将，看天冷，二话不说解下自己的绑腿，亲手给他缠上；另一个军长，吃饭时，恭恭敬敬地把自己的筷子递过去；还有人默默地把刚领到的毛巾、搪瓷缸子送到他跟前。 俘虏营里，军衔早就成了摆设，大家都是阶下囚，谁还讲究这个？可这帮平日里眼高于顶的将军们，却对一个“小上尉”如此毕恭毕敬，这哪是尊敬，这简直就是下级对上级的本能反应。这“李明”，绝对是条大鱼！ 干部们不动声色，开始暗中观察。这个“李明”个子挺高，人很瘦，但腰板挺得笔直，眉宇间有股藏不住的傲气。他话不多，但眼神很锐利，完全不像个普通的文职人员。 为了揭开他的真面目，干部想了个法子。一天，故意拿来一张《人民日报》，递给他，笑着说：“李先生，看你也是文化人，给我们大伙念念报纸，听听外面的新闻？” 这招其实是试探。一来听他的口音，二来看他读书时的仪态和见识。那“李明”接过报纸，扫了一眼，倒也大大方方地念了起来。字正腔圆，断句清晰，念到一些军事术语时，更是自然流畅，毫无滞涩。这一念，干部们心里更有底了。 第二天，一位解放军的政委直接找他谈话，开门见山，把一张照片拍在桌上，笑着说：“行了，别装了，文强副参谋长。” 事已至此，文强也知道藏不住了，他长叹一口气，苦笑着承认：“没错，我就是文强。” 身份一揭开，所有人都惊了。他可不只是杜聿明的副参谋长，这家伙的背景，简直能写成一部几十年的恩怨情仇录。 说起文强这人，他的人生剧本，比很多电视剧都精彩。首先，他有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亲戚——毛泽东是他的亲表哥。他母亲文七妹，是毛主席母亲的堂妹。按辈分，他得管主席叫声“表哥”。 其次，他的革命履历，一度比很多我军将领还“红”。他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四期，和林彪是同学。经周恩来介绍入党，当过红军的师长兼政委。这要是按这条路走下去，建国后授衔，那也是将星闪耀。 可命运就是这么爱开玩笑。因为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处理，血气方刚的文强一气之下脱党，辗转投入了国民党，最后还进了戴笠的军统，成了一名高级特工。从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变成了自己表哥的对立面，这中间的戏剧性，足够让人咂摸半天。 到了淮海战役前夕，文强其实已经脱离军统，在湖南老乡程潜手下干着一份相对安稳的差事。他本无意再趟这趟浑水。可偏偏在徐州的杜聿明，点名要他。 当时杜聿明的参谋长舒适存，因为有过“红色”背景，杜聿明信不过，急需一个知根知底、能力又强的黄埔系心腹来当副手。他第一个就想到了文强。一封急电发给蒋介石，老蒋顺水推舟，一纸调令就飞到了长沙。 程潜知道这是个火坑，临别时还拍着文强的肩膀说：“你这一去，怕是凶多吉少，搞不好就回不来了。” 可军令如山，文强明知山有虎，也只能硬着头皮向虎山行。 被俘后的文强，先是被送到山东的俘虏营，后来又转到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老熟人”，比如当初点名要他的杜聿明，还有济南战役被俘的王耀武。 相比其他积极改造的国民党将领，文强成了出了名的“顽固分子”。他拒绝写悔过书，理由还挺“硬气”：“我有什么错？毛泽东是我表哥，周恩来是我老师，朱德是我老上级，是他们没把我教好，要写也该他们写！” 这话让管理人员哭笑不得，也让他成了最后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在功德林的漫长岁月里，他和杜聿明的关系也很微妙。杜聿明内心对他始终有份愧疚。有一次，杜聿明托人给他送去十包“骆驼”牌香烟，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文强收下烟，什么也没说，但两人心里都明白，这烟里头，有歉意，有感慨。 不过文强这人讲义气。后来审查杜聿明的历史问题时，有人揭发他在撤退时下令杀害了七名我军的武工队员。如果罪名成立，杜聿明肯定没法第一批特赦。关键时刻，当时作为经手人的文强站了出来，实事求是地证明：“人是我放的，一个都没杀。” 就这一句话，洗清了杜聿明的罪名，让他得以在1959年成为首批特赦战犯。 最终，文强在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战犯被特赦，结束了长达26年的牢狱生涯。出狱后，他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大量珍贵的文史资料。这位历经国共两党风云、见证了中国百年变迁的老人，最终在北京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