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国军中将吴石被捕，6月，以“叛国罪”被枪毙。在他死后一周，16岁的吴学成带着7岁的弟弟吴健成被赶出了出租房，流落台北街头，无人敢收留。 1950年6月10日的台北马场町，阳光把刑场的土坡晒得发白，吴石最后摸了摸西装口袋里那张写着绝命诗的纸条，“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的字迹已经被汗水浸得发皱。 枪响的时候，没人知道这位57岁的中将左眼早已失明——那是特务审讯时用铁棍砸出来的，任凭怎么折磨，他只字没提中共在台的情报网络，只承认“情报是我递的，要杀要剐随你们”。 谁能想到这个被安上“叛国”罪名的人，是国民党中枢的“密使一号”。1949年他揣着“国防部”参谋次长的任命书赴台，表面上是蒋介石倚重的军务骨干，实则早把国民党的核心机密往大陆传。 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各岛登陆点地理资料，连部队布防的团级番号都标得清清楚楚，这些情报顺着地下交通员朱枫的手送回大陆时，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主攻方向就此敲定。他甚至把500箱军事绝密档案藏在福州研究院，骗国民党“船运紧张暂存”，等福州解放，这批档案直接成了送上门的“军事教科书”。 暴露的起因藏在1950年1月的寒流里，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后叛变，一五一十供出了“吴石是内线”。特务抓他那天夜里，从书房搜出本《联共（布）党史》，就凭这册书定了罪。吴石倒也硬气，临刑前和朱枫、陈宝仓、聂曦三人并肩走向刑场，连脚步都没乱。 他这边刚倒下，家里的天就塌了。妻子王碧奎当天就被拖进保密局监狱，十指被夹得血肉模糊，审讯官逼她供出“同党”，她只重复“我不懂什么情报”，硬生生扛了七个月。房东比特务还急，吴石死后第七天就踹开房门，把姐弟俩的行李扔到街上，那只装着全家福的木框摔在石板路上，玻璃碎成了星子。 1950年的台北街头，“抓匪谍”的标语贴满墙，告密能换赏钱，谁沾上这事儿都可能被拖走。吴学成以前在教会学校是全年级第一，如今只能揣着针线筐给人缝衣服，手指被轧得全是血口子，换来的饭团刚够弟弟塞牙缝。 7岁的吴健成总缩在姐姐身后，夜里睡在庙檐下，梦里还喊“爸爸带我去看海”，一被别的孩子骂“匪谍崽子”就躲进墙角哭。 亲戚们全关紧了门，连父亲以前的老部属都只敢远远扔个饭团就跑。就在姐弟俩快饿晕在巷口时，一个穿短打的汉子把他们拽进了矮屋——是吴荫先，父亲的族孙，就靠摆小摊糊口，却敢拍着胸脯说“有我一口吃的，就饿不着你们”。 后来才知道，保定军校时的学弟陈诚也在暗中使劲，这位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顶着蒋介石的压力斡旋，硬是把王碧奎从牢里捞了出来，还偷偷让人送钱来，只说“学长的家人不能流落街头”。 王碧奎出狱后，带着孩子租了间漏雨的棚屋，特务天天蹲在门口盯梢，连买菜都有人跟着。吴学成辍了学去擦皮鞋，遇到穿制服的就赶紧躲，吴健成上学要绕三条街，就怕被同学认出来。 海峡对岸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去，父亲临走前给大陆的两个孩子留了二十美元，说“可能再也见不到了”，结果长子吴韶成刚从南京大学毕业就被下放到农村，审查时牙都被打掉了；长女吴兰成从医学院出来，直接被派到零下四十度的大兴安岭，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这家人隔着海峡熬了二十三年，直到1973年，河南省下发文件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那顶“叛国”的帽子才算彻底摘掉。吴韶成拿着文件哭了半天，那些年被贴的“反动家属”标签终于成了过去。 1991年，吴学成夫妇悄悄从台北郊外的寺庙取回父亲的骨灰，用布包着揣在怀里，一路护送到郑州交给大哥吴韶成。2000年春天，北京香山福田公墓里，吴石和王碧奎的骨灰终于合葬，四个子女围着墓碑站成一圈，墓碑上简简单单刻着“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算是给这对分离半个世纪的夫妇一个交代。 后来吴健成考上台大，还拿了美国的全额奖学金，每次说起父亲，总提刑场那张纸条上的“丹心”。想想也是，1950年的台北街头，有人躲“匪谍家属”像躲瘟疫，有人却敢顶着杀头风险藏起两个孩子；有人把“叛国”的帽子往他头上扣，有人却在二十多年后为他正名。 吴石当年站在刑场时，大概没算到家人要遭这么多罪，但他藏在西装兜里的赤诚，终究没被岁月埋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