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杀害我党300多条人命的杨虎，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开国大礼，

1949年10月1日，杀害我党300多条人命的杨虎，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开国大礼，令所有人想不到的是，在1959年他又被判了死刑，这是为何？   1959年北京某看守所的刑场前，杨虎被押着停下脚步。他突然挣脱看守的手，从内衣口袋里摸出枚党徽，铜质表面已泛黑，背面刻着“1927上海”。 “把这个烧了，别留着害人。”他声音发颤，却还带着一丝顽固。看守接过党徽，才发现边缘沾着暗红色痕迹，像干涸的血迹。 没人知道，这枚党徽是1927年他屠杀共产党人后，国民党总部给他的“功勋纪念章”，他藏了32年。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观礼席上，杨虎攥着党徽的手满是汗。他表面跟着人群鼓掌，眼神却在搜寻旧部，角落里的王副官对他眨了眨眼，递来个卷成筒的报纸。 散场后，他躲进厕所展开报纸，里面是张字条：“台湾已安排接应，伺机而动。”他把字条塞进鞋底，又摸出党徽摩挲，觉得这枚章既能保命，又能当“投名状”，等着日后“翻盘”。 当晚，他对着镜子整理衣服，看着胸前的“特邀代表”徽章，突然笑出声：“共产党还是太心软。”   1927年上海的黑夜里，杨虎接过这枚党徽时，正站在堆满尸体的弄堂口。蒋介石的特使拍着他的肩：“300多个共党分子，你立了大功，这枚章你该得。” 他把党徽别在领口，看着下属把尸体拖进卡车，却没注意到有个小男孩躲在垃圾桶后，盯着他的背影，那男孩后来成了新中国的公安干部，正是1950年代负责调查他的李科长。 那天夜里，他喝着庆功酒，把党徽放在酒桌上，说：“以后靠这玩意儿，还能往上爬。”   1951年北京的一家旧书店里，杨虎假装翻书，实则在跟特务接头。他把写着暗号的纸条夹在《资治通鉴》里，递给穿长衫的男人：“告诉台湾，我已摸清部分机关位置。” 男人刚要接书，门口突然进来几个公安，杨虎赶紧把书扔在地上，假装看窗外。公安没发现异常，搜查后离开，他却吓出一身冷汗，回家后把党徽拿出来，对着它骂：“关键时候不顶用！” 后来他才知道，那天的特务是公安的线人，他的一举一动早被记录在案。1955年杨虎的家里，他把党徽藏进相框背后，对着开国大典的照片发呆。 照片里的他站在观礼席，笑容僵硬，没人知道他当天偷偷把机关分布图记在心里，画在烟盒纸上。 儿子进来问：“爸，这枚章是啥？”他赶紧把章藏起来：“小孩子别问。” 其实他心里清楚，这枚章是“催命符”，既不敢扔，又怕被发现，只能藏了又藏。 那年冬天，他偷偷给台湾发去加密电报，用的暗号就是党徽上的“1927”，却没收到回复，后来才知道电波早被截获。   1959年法庭审判时，李科长拿出那枚党徽，放在杨虎面前。“1927年你靠它邀功，1949年你靠它伪装，1951年你靠它传递暗号，你以为这枚章是宝贝，其实是你的罪证。” 杨虎盯着党徽，突然沉默，想起1927年弄堂口的血，1949年厕所里的字条，1951年书店里的惊吓。判决书念完“死刑”时，他没反抗，只说：“把章烧了，别让后人知道有我这么个人。”   如今，那枚党徽的复制品陈列在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旁边是1927年的清党名单和杨虎的供词。 博物馆的讲解员会告诉参观者：“这枚章不是功勋，是血债的见证，它藏了32年，最终还是暴露了主人的投机本质。” 没有人为杨虎立碑，他的名字只出现在历史教材的反面案例里，提醒着人们：投机者或许能暂时钻营，却终究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而当年躲在垃圾桶后的小男孩，后来成了公安英模，他的日记里写着：“1927年的仇，1959年终于报了，不是为我自己，是为那300多个无名的烈士。” 主要信源：（中国台湾网——杨虎与辛亥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