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柞水，一小伙和妻子结婚时找了个同村男子做伴郎，婚后，小伙便长期外出务工了。不料，妻子在家里不甘寂寞，和伴郎好上了，两人在当地公然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持续两年多，还生下了一名男孩。在整个分娩期间，伴郎更是以孩子父亲和丈夫的身份自居，毫不犹豫地在医院的各类知情同意书等文件签下自己的名字，将两人“夫妻关系”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为了庆祝孩子满月，妻子和伴郎在一家饭店公开举办了满月宴，邀请了妻子的亲属和伴郎的父亲等众多亲友，场面热闹。事后，伴郎因犯非法狩猎罪被抓，期间，两人如实供述重婚罪行，被依法提起公诉。 据红星新闻10月12日报道，何某（化名）是一位20多岁的年轻女子，性格外向，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 2019年12月19日，何某与程某（化名）正式登记结婚，婚礼办得热热闹闹，程某的亲朋好友都来祝贺，其中就包括程某的朋友郑某某（化名），在婚礼上担任伴郎。 郑某某当时20多岁，一直未婚，性格开朗，和何某在婚礼上有了初次接触。 婚后，程某为了养家糊口，经常外出打工，有时一去就是几个月，何某独自在家，生活渐渐变得单调。 何某本应守着这份婚姻，等待丈夫归来，但孤独和诱惑却悄悄埋下了隐患。 从2020年起，何某和郑某某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起初只是普通朋友间的闲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关系逐渐越界。 郑某某明知何某是已婚之妇，却未加克制，何某也忘了自己作为妻子的责任，与郑某某越走越近。 自2020年起，何某和郑某某开始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他们一起住在出租屋里，邻居和亲友都以为他们是合法夫妻。 何某甚至不再提及自己的丈夫程某，而郑某某也以“丈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 何某和郑某某的同居生活持续了两年多。在这期间，程某虽然偶尔回家，但并未察觉异常，他从未想过妻子会与当年的伴郎走到一起。 2022年12月4日，何某在一家医院生下了一名男婴，在医院期间，郑某某以“丈夫”的身份签署了多项文件，包括委托书和患者知情同意书。 2023年2月15日，何某和郑某某公然在某饭店为孩子举办了满月宴，这场宴会邀请了不少亲友，包括何某的亲属和郑某某的父亲。大家齐聚一堂，庆祝孩子的“满月”，却没人提出质疑。 事后，何某带着孩子继续生活，而郑某某则承担了全部生活费用。 2023年3月29日，郑某某因犯非法狩猎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被收监执行。 这一突发事件，让何某和郑某某的同居生活戛然而止。 郑某某入狱后，何某独自带孩子生活，两人的“夫妻”关系被迫终止。 案发后，公安机关介入调查，何某和郑某某经传唤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了所有事实。 随后，检察院以重婚罪对何某和郑某某提起了公诉。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法院指出，何某是“有配偶者”，其与程某的婚姻于2019年12月19日依法登记，合法有效。郑某某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者”，其在何某与程某的婚礼上担任伴郎，对这一事实有清晰、直接的认知。 自2020年起，何某与郑某某即对外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时间跨度长，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而非短暂的婚外情。 在何某医院分娩期间，郑某某以配偶身份签署具有法律意义的医疗文书，这是其对外宣称夫妻关系的强有力的书证。 更为甚者，公开举办满月宴，邀请双方亲属参加，这一行为具有强烈的公示性和庆典意味，是对其“夫妻关系”及“父母身份”的公开确认与宣扬，彻底将私下的不当关系公开化、仪式化。 孩子出生后，何某带孩子生活，所有生活费用由郑某某承担，这体现了家庭经济生活的共同性与依赖性，符合夫妻关系的特征。 法院认为，何某在有合法配偶的情况下，与郑某某以夫妻名义长期稳定同居，并公开宣示、共同抚育后代；郑某某在明知何某有配偶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并共同营造了上述事实婚姻关系，二人的行为完全符合重婚罪。 不过，《刑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法院进一步认为，何某与郑某某经传唤后主动投案，并能如实供述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依法构成自首，且到案后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罚。 此外，郑某某在重婚罪案发前，已因非法狩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属于有前科，这一情节表明其法制观念淡薄，主观恶性相对较大，是酌定从重处罚的情节。 相反，何某属初犯，主观恶性和再犯可能性相对较小，且其孩子年幼，需要随何某共同生活，判处实刑可能导致幼儿无人抚养，产生新问题，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最终，法院判决何某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郑某某犯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不适用缓刑。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