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傅雷跟情人在书房约会，傅雷的妻子突然推门进来。只见她只是轻轻放下两杯茶水，又默默地走了出去。随后在客厅站住，对正在玩耍的儿子说到：“爸爸在忙，别打扰到他。” 要搞明白朱梅馥为什么这么做，咱们得先看看傅雷是个什么样的人。 傅雷是个天才，这点毋庸置疑。但他也是个被童年阴影笼罩的人。他4岁丧父，母亲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教育方式近乎变态的严苛。这种高压环境，塑造了他极度认真、追求完美的性格，也让他情感上非常暴躁、不懂得如何与人温和相处。说白了，他是个“高智商、低情商”的典型。他需要一个能无限包容他、照顾他生活起居的“圣母”，也需要一个能跟他谈论贝多芬、谈论艺术的“灵魂伴侣”。 可惜，这两个角色，朱梅馥一个人演不来。 朱梅馥是他的表妹，典型的传统中国女性，温婉、贤淑、有教养。她不懂傅雷翻译的那些西方文学有多牛，也听不懂那些古典音乐的妙处，但她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能在他暴跳如雷时默默承受，是他最安稳的港湾。傅雷在法国留学时，曾爱上一个叫玛德琳的法国女郎，闹着要跟朱梅馥退婚。后来发现对方私生活混乱，才又回头。对于这些，朱梅馥全都知道，但她选择了原谅。 她的逻辑很简单：我是你的妻子，这个家，就是我的全部。 婚后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傅雷在书房里搞他的精神世界，朱梅馥在客厅厨房里维持这个家的运转。直到成家榴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平衡。 成家榴是傅雷好友刘海粟的小姨子，年轻、漂亮，关键是，她懂音乐，能跟傅雷聊到一块儿去。她像一把火，点燃了傅雷在婚姻里找不到的那份激情。很快，傅雷就“陷进去”了。他爱上了成家榴，爱得死去活来，甚至觉得没她就没法工作，整个人都魂不守舍。 这段婚外情，在他们那个小圈子里几乎是半公开的。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朱梅馥的态度。她不但不阻拦，有时候看傅雷因为见不到情人而烦躁不安，她竟然会主动打电话给成家榴，说：“你快来吧，老傅不行了，他没法工作。” 这是什么操作？是软弱吗？是麻木吗？ 都不是。这是一种近乎悲壮的清醒和坚韧。朱梅馥太了解傅雷了，她知道这个男人本质上像个孩子，情绪极不稳定。跟他硬碰硬，结果只能是家破人亡。她选择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用她的宽容和隐忍，来维系这个家的完整。她赌的是人心，赌的是时间。 而让这段感情最终落幕的，还有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关键人物——张爱玲。 这事儿就更有意思了。原来，傅雷曾经用笔名“迅雨”，写文章毫不留情地批评过当时正红得发紫的张爱玲。他说她的作品“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但一般没有好下场”，这话相当不客气。张爱玲是什么人？骨子里孤傲得很，这笔账她肯定记下了。 巧的是，成家榴在感情的漩涡里迷茫时，跑去向她的校友张爱玲求助。张爱玲听完整件事，给出的建议很直接：离开他。不仅如此，她还把傅雷和成家榴的这点事儿，写进了她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里。小说里的男教授古怪、暴躁、穷酸，女学生矫情、算计。张爱玲用她最擅长的刻薄笔法，把这段“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描绘得极其不堪。 这篇小说一出来，杀伤力巨大。而成家榴自己，也终究被朱梅馥那种“纯净的目光”和无私的品格所震撼。多年后她对傅聪说：“你父亲很爱我的，但你母亲实在太好了。”最后，她选择了远走他乡，嫁给了一位空军。 风波过后，傅雷彻底回归了家庭。他把后半生的精力，都倾注在翻译工作和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在著名的《傅雷家书》里，我们能看到一个严厉、细致、充满父爱的傅雷。他不止一次在信里对儿子说，你妈妈是家里最了不起的人，她承受了一切。 这时候的傅雷，才真正懂得了朱梅馥的价值。她或许给不了他电光火石的激情，但她给了他一个无论风雨都能回去的家，给了他一份不离不弃的安稳。这种恩情，早已超越了爱情本身。 1966年，那场巨大的风暴来临时，傅雷夫妇遭受了非人的羞辱。刚烈了一辈子的傅雷，选择了用死亡来捍卫最后的尊严。而在他写好遗书后，那个隐忍、坚韧了一辈子的朱梅馥，从容地撕下被单，为自己和丈夫准备好了上吊的绳结。为了不惊扰邻居，她还在凳子下垫了棉被。 她完全可以活下去，但她选择了追随。杨绛先生说，朱梅馥是“菩萨”，是来渡傅雷的。傅雷渡完了劫，她也就功德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