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随着一夫一妻制的颁布，侯宝林召开家庭会议，看着泪流满面的三个老婆，最终选择让最小的老婆陪在身边。 1950年，北京四合院的一个晚上，灯光昏黄，气氛凝重，侯宝林，一位把笑声带给千千万万观众的相声大师，此刻却坐在家中，一言不发。 对面坐着的是他的三位妻子，一个个眼眶泛红、泪水涟涟，不是因为吵架，也不是因为家中出了事，而是因为一纸新法，新中国的《婚姻法》刚刚颁布，一夫多妻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往后，谁留下，谁离开，这得定下来，侯宝林看着她们，也看着那个新的时代，沉默了很久。 别看如今大家都习惯了一夫一妻，觉得天经地义，可在1950年那会儿，这制度一出，不少家庭都乱了套，尤其是像侯宝林这样的“多妻之家”，你说要他选一个留下，这不是在命根子上动刀子吗？ 侯宝林不是贪心的人，但时代给了他三段婚姻，他的原配连秀贞，是他穷到裤子打补丁时的伴侣；第二位刘淑芳，陪他从小剧场走进大舞台；而最小的王雅兰，是他在艺术生涯稳定之后遇见的“知音”。 如果没有1950年那纸《婚姻法》，或许这三段关系还能在“旧社会的余温”中继续维持某种平衡，可一纸法律，像一把刀，把“情分”与“合法”分了家。 家庭会议那天，局面并不体面，连秀贞沉默，刘淑芳试图诉说往日情感，而王雅兰则表现得最冷静，不是因为她心硬，而是她知道，这场会，迟早要来。 有人说侯宝林薄情，也有人说他识时务，但站在他的位置上，其实没有谁能轻松，留下谁，都是撕裂；放弃谁，都是背叛，问题是，法律不讲情面，它要的不是“你爱谁”，而是“你只能爱一人”。 1950年，不少人感慨：“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了，是国家的事了。”这话听起来夸张，但并不假。 《婚姻法》的出现，不只是要解决“谁正室谁偏房”的问题，而是要用法律的笔，写一部新的社会剧本。 尤其像侯宝林这样的“文化人”，早就被摆在了聚光灯下，你的家事，不只是家事，而是“社会风向标”。 其实那一年，全国像侯宝林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不少人比他更难，有的几个老婆都生了孩子，有的甚至还没来得及“娶齐”。 有人说，侯宝林的家庭会议，是那个年代“最早的一场民间婚姻法庭”，确实如此。 但比起法庭的冷冰冰，那天的茶几上多的是人情的温度，三个女人并没有互相撕扯，也没有像戏文里那样“争宠斗狠”，她们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一个男人，在法律和情感之间拉扯自己。 而放眼全国，那一年，全国处理了超过8万起类似的“家庭重组”，有的家庭撕得血肉模糊，有的选择“地下继续”，法律归法律，感情归感情。 但再怎么“分不开”，国家是铁了心要“分清楚”，因为制度不能靠情感来维系，而情感也不能绑架制度。 侯宝林的经历，其实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分子的缩影，他们被推上前台，不是因为他们愿意，而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未来”。 这不是一场爱情的胜利，也不是理性的妥协，而是那个时代给所有人下的一道命题作文，侯宝林只是那个交卷较早的人。 他没做错什么，也没做对什么，他只是做了一个必须做的决定。 很多人看这段历史，容易陷入“谁赢谁输”的情绪里，其实这不是宫斗剧，也不是情感撕扯，这是一个人在时代大潮来临时，被迫做出的艰难选择。 婚姻法》不是纸上谈兵，它直接把几千年的“男尊女卑”观念给掀翻了，那一年，全国各地都在宣传“婚姻自由”，连戏院也在演“新婚姻新生活”。 如今再回头看这段往事，会觉得有些荒唐：为什么一个人能同时娶三个老婆？为什么要让女人等着“被选”？但在当时，那就是现实。 侯宝林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讲，不是因为他有几个老婆，而是因为他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做出了一个符合时代的决定。 他没有逃避，也没有耍滑头，他没有让她们自己去“商量”，也没有拖到最后“自然淘汰”，而是坐下来，开了个明明白白的家庭会。 这不是谁的胜利，而是那个时代里，一种新规则的确立。 当法律和传统起冲突时，有人哭，有人闹，有人逃避，也有人像侯宝林一样，咬咬牙，做出选择，然后承担后果。 侯宝林留下了王雅兰，成就了一段相声艺术的黄金岁月，也留下了侯耀华和侯耀文这两位后来响当当的人物。 而连秀贞和刘淑芳，也各自走上了不同的人生路，有人说她们是“被抛弃”，也有人说她们是“被解脱”，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是这个时代给她们的答案。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每个人在其中都不可能不留痕迹，而侯宝林的这个决定，正是那个年代最清晰的一道印记。 他没说太多道理，但他做了该做的事，这就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家事”，也是我们今天该记住的一段“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