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发生一起悲剧，一家三口来自东北，移民新加坡多年，住在组屋。父母都是高知，女

新加坡发生一起悲剧，一家三口来自东北，移民新加坡多年，住在组屋。父母都是高知，女儿在新加坡名校就读，曾是学霸，拥有剑桥博士学位，但后来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 ​​一对来自中国东北的父女被发现双双离世，卧室中70多岁的父亲遗体已化为白骨，客厅门边47岁的女儿徐娜倒在地上。 ​​法医初步判断，两人死亡时间相差约一个月，失去父亲照料的徐娜，疑似因无法自理最终饿死。 ​​徐娜的人生前半段完全是“学霸范本”。 ​​1997年，还是英华初级学院学生的她，就拿下全国中学生华文写作比赛甲组冠军； ​​2001年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本科毕业，仅两年就拿到硕士学位； 打开新加坡本地的论坛，输入“徐娜”两个字，跳出来的帖子标题像一把钝刀——“剑桥博士饿死在组屋”“东北神童为何成了无主孤魂”。鼠标往下滑，有人贴出她1997年领奖的老照片：齐耳短发，白衬衫，笑得像刚擦亮的钢。谁也想不到，二十多年后，这抹亮会被时间啃成一把灰。 我住她楼下四年，电梯里碰见过几次。她总缩在角落，怀里抱着超市塑料袋，袋口勒得死紧，像怕谁抢。眼神对上，她先躲，再点头，幅度小得几乎看不出。有回我帮她捡滚到脚边的苹果，她声音轻得像漏气：“谢谢姐，别碰我东西，脏。”那苹果其实光溜溜，没一点泥。后来我才懂，脏的不是苹果，是她脑子里那团雾。 她爸我见过更多次，瘦高个，花白头发永远梳得一丝不苟，买菜的推车擦得锃亮。邻居喊他“徐老师”，听说在国内是大学物理教授，移民后教过私立中学，再后来岁数大了，只能给补习社打打杂。他见谁都笑，笑完就低头，像怕欠人钱。有人背后嘀咕：“老徐把女儿当奖杯，捧太高，摔碎了。”我听完不舒服，却也没反驳，毕竟谁家锅底没灰？ 真相像猫，白天躲窗帘后，夜里出来踩人脸。警方报告说，老人大概先走，心脏病，一躺下去就没再醒。屋里没开空调，热带潮气像发酵粉，一个月把人发成了白骨。女儿就在隔壁房，门没锁，可她没踏进去一步。是怕，还是已经认不出爸爸？没人知道。冰箱空了，米桶也空了，最后她靠喝自来水续命，胃缩成拳头大。发现她的邻居说，徐娜躺在门边，手指甲抠得满地是痕，像拼命想爬出去，又像拼命想把世界关在外头。 学霸到饿死，跨度太大，大家只能搬出“精神”这块万能布，把所有洞都塞上。有人说她读博那年被导师逼疯，有人说是遗传，她妈年轻时也抑郁，跳了楼。版本越传越邪乎，像给死人穿花衣裳，合身不合身没人管。我翻到她当年在国大的毕业论文，封面写着《华语语系离散叙事中的身份重构》， PDF 打开，第一页致谢只有一行字：献给爸爸，愿你不再漂泊。短短一句，比所有传言都重。 我爸也是老派人，坚信“读书改命”。小时候我考第二，他整张脸能拉到膝盖。徐娜的事传开后，他几天没说话，晚饭时突然冒出一句：“咱们得认，书念到头，可能还是斗不过命。”说完把鸡腿夹给我，像补偿。我那一刻鼻子酸得发辣，仿佛看见二十岁的自己：夜里两点，台灯把脸烤得蜡黄，耳机里循环的是“考不上你就完了”。原来我们都被同一根鞭子抽着，只是有人抽断了，有人抽疯了。 新加坡遍地是“别人家的孩子”，地铁广告牌、补习社橱窗、家长会PPT，笑脸排成墙。可没人贴后续：有人顶不住，从高楼一跃；有人把自己关进病房，一天三颗药，记忆像被橡皮擦啃；也有人像徐娜，慢慢褪成影子，直到影子也碎。这里不缺成功学，缺的是失败学——怎么面对掉队，怎么承认“我撑不住了”，怎么在组屋墙壁那么薄的地方，喊救命却不被当成疯子。 老徐走后，社区办了场小型追思会。来的人不多，志愿者摆了两张照片：一张他年轻时在国内讲台，一张徐娜拿写作冠军。照片摆在一起，像两条平行线终于交汇，却是在灵桌上。牧师念经，声音温柔得像给婴儿拍嗝。我盯着徐娜那张小脸，忽然想起电梯里她说的“脏”。如果哪天她敢把心里那团黑雾掏出来，会不会有人接得住？还是大家只会后退三步，给她贴“有病”的标签？ 我搬离那座组屋前，把一本旧笔记本塞进她信箱，扉页抄了菲律宾诗人巴塔的一句话：“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我知道她看不见了，可我希望下一位住客翻到时，能愣一秒，然后拨通求助电话，而不是把门一关，让下一个故事继续烂在黑暗里。 有人怪老徐太倔，不送女儿去专科医院，死撑。可设身处地，他一个异乡人，语言半通，医保薄薄几页，能撑到白发苍苍已算硬核。指责容易，伸手难。我们爱听“逆袭”，不爱看“掉队”，可掉队才是大多数人的日常。徐娜用命扔出一个问题：当光环熄灭，谁来给普通人兜底？如果答案只是“自己扛”，那社会不过是一群各自结痂的孤岛。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