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康生的儿子张子石在单位开会结束后，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这时他才知道他已经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那通电话来得极其突然，会议刚结束，文件还没整理完，张子石被叫回办公室，电话接通后，对方的声音冷静简短，只传达了一句通知： 他被撤销全部职务，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保留的余地，听筒传出的机械声持续几秒后，线路中断，空气陷入一种无法打破的寂静。 他的双手仍放在桌上，指尖下的文件是他亲自签发的教育工作计划，那一刻，他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从教书到行政。 从青岛到杭州，在那一刻被归零，他没有反问，也没有动作，只静静坐在那里，直到桌上的日光逐渐暗淡。 这并非意外的命运，张子石的生活始终与政治变动紧密纠缠，外人只看到他的职位，却很少有人理解，这一生的波折早在出生那天就已注定。 张子石出生在山东诸城的张家大院，家族在当地极有声望，藏书楼、家塾、祭祀厅构成了一个传统士绅家庭的全部秩序。 他的父亲康生，是家中长子，少年时受儒家教育，青年时代投身革命，后来成为党内的重要人物，这样的背景让张子石从小被人关注，也被人评判。 在那样的家庭里，读书是义务，也是传承，张子石五岁识字，八岁能背诵经史，家中请过私塾先生，也有父亲留下的旧书。 家训讲究修身与持重，母亲教育他要勤学，不涉虚言，童年的他不懂父亲的政治理想，只记得母亲常在灯下缝衣，口中念着父亲外出的信件。 父亲的离开改变了整个家庭，康生在1920年代投身革命，从此多年不归，家庭经济中断，母亲独自抚养两个孩子，张子石少年时就学会了自立。 中学时代的张子石成绩优异，青岛的学校是他真正接触现代思想的起点，科学教育、社会变革、民族救亡的言论在校园流传，他对化学产生了兴趣，认为科学可以改变国家的命运。 战争让他理解到知识之外的责任，他加入志愿组织，为难民提供医疗和粮食援助，在一次物资转运任务中，他结识了地下党工作人员，对方的言语朴实，却让他第一次听到“组织”这个词，那一年，他25岁。 1948年秋天，通过组织关系，张子石秘密进入解放区，途经渤海湾时，他用假名登记，身份从普通教师变成党内教育干部。 建国初期，他被分配到青岛，从教到行政逐步提升，他善于管理，工作严谨，不徇私情，得到上级认可。 195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他主持实验室建设，推动理科课程标准化，亲自审查设备采购清单，学生和同事都称他公正。 那是他事业的高峰，学校被列为重点中学，外地教育部门多次派人参观，他的名字出现在报刊上。 1966年之后，一切秩序被打破，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张子石所在的教育系统被迫中止教学，他从教育岗位被调入地方工作，协助运动委员会。 他并非主动求职，而是被动接受，那几年，许多干部进退两难，张子石凭借谨慎态度避免了直接冲突，但仍卷入政治事务，外界对他的评价复杂。 1975年，他被调任杭州，表面上是提拔，实则远离核心区域，他接受命令，不问缘由，仍旧每日准时上班、阅读文件、主持会议，他习惯于制度的秩序，不论外界如何变化，他仍保持节制。 1979年那通电话只是结论，没有文件下达，也没有会议通知，命令直接生效，他离开办公室时，没有带走任何物品，只留下一本未完成的工作记录。 几日后，他返回山东，老宅早已不在，家族的痕迹被时间掩埋，新的街道、学校、厂房取代了旧有的秩序，他在老家的小学做了几次义务辅导。 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报酬，他仍然写计划、拟讲义、批作业，用几十年前的方式延续自己的职业习惯。 晚年，他整理了一份回忆手稿，没有标题，只是一串年份和事件：1927年父离家、1948年入党、1956年任校长、1979年撤职，没有解释，也没有评论，只留下事实。 那份手稿后来被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他生平的唯一资料，他的一生，没有显赫的勋章，也没有刻意的自辩，却完整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社会变革。 从封建家庭的继承人，到革命政权的建设者，再到政治体制的弃员，他的命运始终被时代左右，他从未公开谈论父亲，也不在书面材料中提及。 有人问他是否因为父亲的身份而得势或失势，他未作回应，唯有那份手稿的最后一行，写着：“人之所行，不在起点，而在终点。” 张子石去世后，地方档案馆为他建了一份简短的资料页，文件上写着：山东人，教育工作者，党员，曾任中学校长、市教育局干部，履历清楚，内容寡淡，却浓缩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命运。 但在那些他曾教过的学生心中，一个尽职尽责、不被时代击垮的教育者形象，仍然存在，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唯一的证明。 粉丝宝宝们在阅读时，可以点一下“关注”，并留下大家的看法！ （主要信源：信网——康生原名张宗可 其子张子石曾是青岛二中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