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外交部的办公室里，几位领导正规劝一位21岁的青年，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 这已是第二次邀请了，可是，青年还是没有答应。 1956年夏，厉声教从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正值新中国外交工作百废待兴，外交部通过正式渠道发出邀请，希望他加入条约委员会，从事领土边界研究。他专业对口，英语流利，本该是理想人选，但厉声教回信婉拒，理由是自己更想深耕地理学术，不愿贸然转行。外交部没有气馁，很快安排专人南下南京，再次登门拜访，这次是几位领导亲自出面，强调国家正处理中缅中印等边界问题，需要像他这样的复合人才来提供地图数据支持。厉声教还是坚持己见，指出外交涉及政治敏感，他经验不足，担心难以适应高强度工作。 第三次，外交部请来国际法专家刘泽荣，刘泽荣早年与厉声教父亲在欧洲相识，资历深厚，在条约谈判上经验丰富。刘泽荣不急于施压，而是结合自身从学术转外交的经历，谈及地理知识在边界勘定中的实际作用，比如用坐标数据校正历史地图偏差。厉声教听后渐渐动摇，加上外交部这种礼贤下士的态度，让他感受到国家对年轻人才的重视。最终，他同意试一试，9月进入外交学院世界经济教研室任教员，刘泽荣亲自指导国际法基础。那时他只有21岁，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却因专业突出被视为潜力股。这三次邀请的过程，反映出新中国外交人才选拔的务实作风，也凸显厉声教对职业选择的慎重态度。 进入外交部后，厉声教很快调入条约委员会，从事边界资料整理，1958年作为刘泽荣接班人，向中央领导汇报领土数据，谈吐稳健赢得认可。周恩来总理忆起与厉麟似的旧谊，对他的表现表示肯定。此后，他深度参与中缅中印中朝中苏边界谈判，提供地理和法律支撑，解决多项争端。1973年联合国大会前，他发现领海宽度与专属经济区概念混淆的风险，及时写信说明区别，周恩来转交乔冠华，避免潜在外交失误，此事后获得更多信任。1972到1982年，他作为代表团顾问，加入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公约中文本主要起草者和定稿人，还协助英文本校对。 1982年中国签署公约时，他的贡献得到肯定。1986至1987年，出任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馆参赞和代理大使，推动双边经贸合作，后调任加拿大多伦多副总领事，处理华侨事务。退休后，他担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讲授外交和国际法，还在西方媒体开设专栏，传播中国视角。即便年事已高，他仍关注国家发展，将毕生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2017年8月6日，厉声教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遗体告别于8月16日在八宝山举行，他生前嘱托身后事简办，遗体捐献医学研究，费用部分用于老年病项目，部分捐给南京大学和上海市西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