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重庆街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胖子。他拎着酒瓶子，边走边喝，见人就抱，抱着就哭。有人认出他来——这不是傅斯年吗？平时在报纸上骂人骂得那么狠，今天怎么哭成这样？ 后来有人问他，他说："你们没经历过九一八，不知道那口气我憋了多久。" 这口气，他憋了十四年。但要说憋气，得再往前——1931年往前还有1919年。 那一年，二十三岁的傅斯年在天安门广场担任学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带着北大同学冲进了赵家楼，火烧了，人打了。 事后有老师批评他莽撞，说读书人不该如此。傅斯年没有分辩，只说了一句："能用笔的时候我用笔，笔不好使的时候，就只剩这个了。" 说起来，他后半辈子所有的狠，都是从那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身上长出来的。 1928年，他在广州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亲自带人去安阳殷墟发掘，主张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三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他用同一套方法埋头写出《东北史纲》，用第一手史料证明东北自古是中国领土，托人送到国际联盟，放在各国代表的桌上。 他清楚，那口气不能只靠骂，还得靠证据站得住。 1945年7月，就在日本投降前一个多月，傅斯年随国民参政会代表团访问延安，与延安方面的领导人多次会面。 对方得知他正是五四运动的学生总指挥，便手书一首唐诗《焚书坑》相赠，其中有句"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含着对这位山东读书人的肯定之意。 傅斯年接过来，反而有些惶恐，连说自己当年不过是"野火"，年少冲动，不足挂齿。对方笑了笑，没有多说。 一个月后，重庆街头那场嚎啕大哭，就有了来处。 讲真的，哭完了，他还有仗要打，而且是对着自己人打。抗战期间，他两次在国民参政会上公开质询时任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外汇舞弊，舆论压力之下，孔于1944年去职。 1947年，他连续撰文《这样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痛批时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经济失误与家族利益，宋子文随即于同年3月辞职。 有人私下劝他收手，说你这是冒险。傅斯年说："我骂日本人，我也骂误国的人——骂的是一回事，不论姓什么。" 战后他代理北大校长，清理伪北大留下的教职员，有人登门求情，说那些人不走是为了养家糊口。傅斯年冷着脸回一句："整个中国都在逃难，就你走不了？"门被摔了，他没有松口。 范仲淹有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傅斯年把这话活成了一种极端的生命状态——不只是先忧，而是用整个身体去撑，撑到最后一刻。 1950年12月20日，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到省参议会，就台大经费问题接受质询。 质询结束，他起身离座，突发脑溢血，当场倒地，送医抢救无效，去世，年仅五十四岁。他是在为自己的学校、为学生的前途辩护的过程中倒下的。 他在李庄熬夜时说过："多写一篇是一篇，万一哪天我倒下了，至少留下点东西。" 那一天他终于倒下了，但那些带过海峡的殷墟甲骨、那几十年的史料，仍在那里——一个靠一支笔和一身硬骨头与时代死磕到底的读书人，这样的人，这样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个民族在山河破碎的年代，最不该被忘记的脊梁吗？ 寻找时代的“笔杆子” 文章来源：《傅斯年年谱》、台湾大学校史馆相关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