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廖耀湘终于特赦，没想到，就在他迈出功德林门槛的那一刻，就被周总理叫住：给你一个任务，廖耀湘愣在原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主要信源：（中华网——东京审判七十周年之际再谈抗日名将廖耀湘） 1961年冬天的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那扇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一群穿着灰色棉衣的人走了出来。 廖耀湘也在其中，那年他55岁，头发已经花白，背微微驼着，手里拎着个旧木箱。 他在里面待了13年，从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变成了特赦人员。 出来后他没急着回湖南老家，老家早就没人了。 没过几天，一辆小车把他接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总理坐在办公室里等他，见面第一句话不是问生活，也不是提过去打仗的事。 而是交给他一项新任务：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当专员，把亲身经历的历史写出来。 这个任务，廖耀湘接了。 廖耀湘是湖南邵阳人，家里世代读书。 他14岁考上长沙岳云中学，本来按这条路走下去，大概率是个教书先生。 可那时候国家乱，他觉得拿笔救不了国，便瞒着家里跑去考黄埔军校。 第一次体检因为个子矮被刷下来，他冲进办公室跟蒋介石理论，说选留学生不是选女婿，凭什么看长相。 蒋介石听了不但没生气，反而觉得这人有点胆识，当场拍板送他去法国留学。 他在法国圣西尔军校学了六年机械化骑兵，毕业成绩全系第一。 回国后赶上抗战，他带着部队打昆仑关，跟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硬碰硬，把敌人打得缩在工事里不敢出来。 来远征缅甸，他带着新二十二师穿越野人山，没吃的就煮皮带、啃树皮，硬是走出了死亡丛林。 那时候他是真英雄，连日军都叫他“中国虎”。 可抗战赢了，内战又起。 1948年辽沈战役，他带着国民党最精锐的西进兵团，十万人马全副美式装备。 蒋介石让他去解锦州之围，卫立煌让他撤回沈阳，他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最后还是听了蒋介石的，结果部队在辽西平原被解放军切成碎块。 他化装成老百姓想跑，被一个农会队长认了出来。 被俘那天，他蹲在高粱地里，手里攥着把空枪，心里想这辈子算是完了。 刚进战犯管理所时，廖耀湘不服气。 他觉得自己不是败在打仗不行，是败在时运不济。 他跟同屋的人吹牛，说湖南宝庆就出过两个军事天才，一个是蔡锷，另一个就是他。 管理员让他写检讨，他写的是战术分析，把辽西会战每一步部署都画成地图，密密麻麻全是箭头。 转变是从抗美援朝开始的。 他在广播里听到志愿军把美军打得节节败退，心里咯噔一下。 他开始认真研究解放军的打法，把报纸边角都写满了笔记。 后来刘伯承元帅点名要他去南京军事学院讲课，他吓得直摆手，说败军之将哪敢言勇。 刘伯承亲自接他，说就讲你在缅甸怎么打日军，在辽西怎么吃败仗。 他站在讲台上，台下坐着的全是解放军高级军官，不少人当年在黑山跟他交过手。 他讲着讲着就哭了，说国民党军队再好的装备，也抵不过军心散了。 特赦出来后，廖耀湘住在北京市前门外的小平房里。 屋里最显眼的是个樟木箱子，里面装的不是金银财宝，而是他在功德林写的几百万字手稿。 他每天准时去政协上班，任务是整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史料。 他写辽沈战役，会把双方兵力部署精确到连级单位；写远征军，连哪天在下雨、士兵每天吃多少斤粮食都记下来。 有年轻同事问他，当年要是换成你指挥锦州战役，会不会输得没那么惨。 他放下笔，沉默了半晌才说，输赢不在战术，在人心。 他后来当了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开会时碰到杜聿明、宋希濂，三个人相视一笑，谁也没提当年那些恩怨。 廖耀湘晚年一直在写东西。 他书桌上的台灯经常亮到后半夜，稿纸堆得老高。 他写得最仔细的是滇缅战场的部分，因为那段历史牺牲太大，很多战友死了连名字都没留下。 他也写蒋介石，写两人几十年的交往，既不吹捧也不刻意贬低，就像在写一份客观的档案。 1968年冬天，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临终前还惦记着没写完的《东北国防工事评析》。 他死后，那个樟木箱子被送进了档案馆，里面除了手稿，还有他在法国留学时的战术笔记、抗战时的作战命令副本。 这些纸页泛黄的文件，后来成了研究近代军事史的重要资料。 现在回头看廖耀湘这一生，挺让人感慨。 他年轻时留学欧洲，学得一身本事，本该用在保家卫国上。 可时代把他卷进了内战漩涡，成了战场上的对手。 幸好历史给了他第二次机会，让他放下枪杆子拿起笔杆子，用另一种方式把该记住的东西留了下来。 他写的那些东西，没有华丽辞藻，就是一个老兵对战争的真实记录。 或许这就是周总理当初交给他任务的意义，让打过仗的人告诉后人，仗是怎么打的，又是为什么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