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对峙到了今天，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似乎已然摆在了明面上：日本对于中国的不满似乎不仅仅只是在日本政府这么一个领导层上，日本本土内的公民似乎都曾对中国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仇恨。事实上，真实情况更复杂，日本有企业界希望稳定关系，也有普通民众并不愿意卷入对抗。 2026年1月，日本政府调查显示，68%的受访者把中国军事技术进步以及在日本周边、南海一带的活动列为首要安全担忧，比例比三年前更高。 但把日本社会简单说成“所有人都仇视中国”，也不准确。日本内部有强硬派，有右翼舆论，也有做生意的人、普通上班族、旅游业从业者。 他们未必喜欢政治对抗，因为关系一紧张，最先感到疼的往往不是台上的政客，而是企业订单、酒店入住率、供应链和普通人的饭碗。4月10日，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公布2026年版《外交蓝皮书》。 记者当场问到，为什么把中日关系从过去的“日本最重要双边关系之一”改成“重要邻国”。茂木回答说，日本仍会推进“战略互惠关系”和“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 这句话听起来温和，可措辞变化本身，已经说明日本对华定位出现了降温。真正让中方不能轻看的，是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连续动作。 4月17日，日本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中方明确表示反对，并强调台湾问题关系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中的红线。对中国人来说，台湾地区问题不是普通海上航行议题，更不是日本可以借“地区安全”来插手的空间。 日本一些政客喜欢把台湾地区局势和日本所谓“存亡危机”绑在一起，这就触到了最敏感的地方。中国人看日本涉台表态，不会只看它字面上说得多谨慎，还会看背后的历史背景。 日本曾长期殖民台湾，也曾侵略中国。这样的历史没有过去太久，日本在涉台问题上越往前伸手，周边国家越难相信它只是“防卫”。 4月30日，又出现了一个很容易刺痛亚洲邻国记忆的消息。日本被指准备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恢复旧日本军队中的“大将”“大佐”等称谓。 中方回应时强调，日本自卫队1954年成立时不用旧军队称谓，本来就有同战时军队切割的含义，这绝不是单纯换几个名称。名字背后连着历史。 对日本国内一些人来说，这可能被包装成“荣誉感”；可对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伤害的邻国来说，这会让人想到旧军队、侵略战争和战后反省是否倒退。日本若真想获得亚洲邻国信任，就不能一边说坚持和平路线，一边在象征符号和军事政策上不断往旧路靠近。 5月底，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又把矛盾摆到国际场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否认日本走向“新军国主义”，同时批评中国军事发展“不透明”。 中方代表则反问，一个没有彻底清理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是否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这一来一回，说明双方分歧已经不是单个事件，而是安全认知正面撞上了。 日本的动作还不止嘴上表态。路透社报道称，日本4月对防卫出口规则作出几十年来最大调整，打开了向海外出口军舰、导弹等装备的空间。 日本说这是为了地区威慑和安全合作，但在中国和许多亚洲国家看来，这和战后日本长期坚持的“克制”方向明显不同。进入6月，新的摩擦点又来了。 日本和菲律宾宣布将围绕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展开正式谈判，涉及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6月1日，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航执法，并要求日菲停止侵犯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 这个事件把日本、菲律宾、台湾地区和中国海上权益问题连在一起，说明局势正在从单点争议变成多边牵扯。日本为什么越来越爱把中国放在安全叙事中心？ 除了外部因素，也有它自己的内压。日本经济多年低速运行，老龄化严重，年轻人收入压力不小。 国内问题难解决，政治人物就容易把外部压力拿出来讲。把中国塑造成“主要威胁”，短期内能凝聚支持，却不能解决日本自己的结构性难题。 更现实的是，日本离不开中国市场。日本外务省资料显示，2024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44.2万亿日元，中国仍是日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到了2026年，企业界的担忧更加直接：路透社1月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日本企业预计中日关系紧张会伤害日本经济，约9%的企业称业务已经受影响，35%预计会受到某种冲击。这就是中日关系最拧巴的地方。 安全上，日本一些力量不断把中国推向“对手”位置；经济上，日本企业又知道，离开中国市场、游客、稀土和供应链，很多账很难算得过来。政治上的强硬口号喊得越响，企业越担心最后买单的是自己。 中国对日本，不能只靠情绪判断。历史不能忘，台湾地区、钓鱼岛、日本军事动向这些底线问题更不能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