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记者本多胜一，第一次来中国，是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七月，他写了报告文学《中国之行》，先在《朝日新闻》上连载，后编成书，香港有中译本。 在《中国之行》中，本多写了“平顶山惨案”，写了“万人坑”，写了“南京大屠杀”，写了“三光政策”，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能采访的，他大都进行了采访，写进了报道。报告文学的写法，是采取访问记的形式，忠实记录受害者的口述，穿插引用了有关历史资料，配有不少照片，材料是无可辩驳的，那是一部不追求文学色彩的老老实实的现场报告，字里行间流露着记者的正义的愤怒。 《中国之行》使日本人感到震惊。在日本，相当一部分人不了解当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干了些什么。本多的报告文学使这样一些善良无知的日本人认识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日本民族的反省。 然而，右翼势力的反抗也是猖狂的。本多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或匿名电话。右翼反动势力的这类恐吓并没有使本多慑服，倒是那些普通人糊涂的质问，令本多深思。那些人把责任归于战争，认为，既是战争，必然双方各有死亡，人各有错，旧恨无需重提。 本多写文章指出了这种看法的错误。他说：“让我们冷静地想想看，如果日本军不进攻中国，会有那场战争吗？不会的。罪恶的根源不在战争，在侵略。如果说根源在战争，便会导致如下情况——对侵略不进行抵抗，便没有战争，因此，最好是任其侵略，任其屠杀，任其奸淫抢掠，归根结底，还是作奴隶好。 并且，如果说罪恶不在侵略，那么，日本军不坏，天皇不坏，靠军需工业发财的财团不坏，坏的只有战争，不停止战争的便是敌人。如果这种理论可以成立，那么便能说，‘ 你不停止战争，那我也不停止'，结果只有侵略者非常高兴。” .... 随我同去采访本多胜一先生的女儿，一个中学生，算作一个小小读者吧，悄悄嘱我提问：“在中日两国关系空前友好的今天，为什么还要报道南京大屠杀？” 本多坦率地解释说：“报道南京大屠杀，首先是为了日本。右翼攻击我是为中国效劳，是卖国的，实际上我这样做恰恰是爱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持续不断地追究和批判希特勒的罪行，日本没有那样作。日本应当对过去负责，天皇和战时内阁应当对过去负责。侵略了别的国家，却没有反省，我感到非常遗憾。我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状态。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总比没有要好。 第二个目的才是日中友好。只有双方都对过去的历史有充分了解，双方都不忘记过去，才能谈到真正的友好，否则，友好是假的。” ——刘明华，1985年，《访本多胜一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