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投资人罗杰斯曾经说：“史上最惨烈的金融危机，将在2026年发生，而这场危机主要来自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疫情后各国疯狂的债务增长，另一个就是人工智能的泡沫。” 疫情之后，很多国家靠财政扩张撑住就业和企业，这在当时有现实必要。可麻烦也从那时埋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提醒，全球公共债务在2024年预计超过100万亿美元，并且到2030年前后还可能继续上升。国际金融协会在2026年2月披露的数据更直接，2025年底全球债务已经升至348万亿美元，一年增加约29万亿美元。这不是账面上多了几个零那么简单，债务越高，政府未来能调动的空间就越窄，利息支出也会变成一把慢刀。 美国的压力尤其典型。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2026年2月的预算展望显示，2026财年联邦赤字预计为1.9万亿美元，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比重将从2026年的101%升至2036年的120%。这意味着，即便经济还在增长，财政也未必轻松。一个国家如果长期靠借新钱维持旧秩序，市场总会追问两个问题：还得起吗，利息谁来付？ 债务的代价最终不会停在财政报表里。它会绕到普通人的生活中，变成公共投入放缓、税费压力抬升、信贷环境收紧，也可能变成货币购买力下降。很多人平时不看国债收益率，可一旦银行贷款更谨慎、企业融资更困难、岗位扩张变慢，生活感受就会非常直接。金融风险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它爆发前常常像远处的数字，传导之后才变成每个家庭的账本。 另一条线，是人工智能。必须承认，AI不是空壳技术，它已经改变云计算、芯片、软件服务和企业流程，英伟达、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公司也确实拿出了真实收入和投资计划。问题在于，技术进步不等于估值永远合理，行业繁荣也不等于所有资本开支都能顺利回本。 路透社在2026年5月梳理市场情况时提到，AI相关资本开支预计在2026年达到约8000亿美元，2027年可能进一步升至1.12万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不是普通行业扩张，而是一次全球资金、能源、芯片、数据中心的集中押注。只要未来收入兑现速度慢于投资速度，市场就会重新给这些资产定价。到那时，泡沫不一定从技术本身破裂，而可能从现金流、融资成本和投资回报率上先松动。 这也是罗杰斯那句话真正刺耳的地方。疫情后各国疯狂的债务增长，属于旧问题；人工智能的泡沫，属于新问题。旧问题拖住财政，新问题推高资产价格，两者如果同时承压，市场的缓冲垫会比想象中薄。过去很多危机并不是因为世界没有机会，而是因为人们把机会提前透支得太满。 不过，讨论风险不等于制造恐慌。2026年是否会出现“史上最惨烈的金融危机”，目前没有任何权威机构能够给出确定结论。更稳妥的判断是，全球金融体系的脆弱点已经很清楚，债务高、利率敏感、科技股集中、AI投资周期过热，这些因素叠在一起，确实增加了未来几年市场大幅波动的概率。 罗杰斯的价值不在于他说准了哪一年，而在于他提醒人们别忘了经济周期的常识。债务不会因为市场情绪高涨就自动消失，泡沫也不会因为技术伟大就失去破裂的可能。中国大陆这些年强调金融安全、科技自主和实体经济根基，其实正是对外部风险的一种提前安排。面对2026年的复杂局面，真正成熟的做法不是被“危机”两个字吓住，也不是盲目相信繁荣永远继续，而是在资产、职业和产业判断上都留出回旋空间。能稳住，才有资格谈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