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钱学森来找聂荣臻汇报工作，聂荣臻看到他从一辆蓝色轿车上下来，就问秘书：“我记得全北京就两辆蓝色轿车，怎么配给钱学森了？” 那辆天蓝色轿车被调走时，事情大概没有闹出什么响声。 机关里一辆车换成另一辆车，手续走完，司机照旧出车，门卫照旧登记。钱学森也照旧来见聂荣臻，夹着，进门谈事，谈完离开。只是门口少了一抹亮色，也很安静。 聂荣臻盯住的正是那抹亮色。 北京城那时车少，颜色更少，一辆美国天蓝色轿车穿过街面，很容易被人记住。钱学森坐进去，车子便成了会移动的标记，替人把行踪露在外头：今天来了这里，明天又去了那里，哪座院门进出频繁，哪个时辰容易碰上。 给钱学森配车，本来是好事。 五院刚搭起来，导弹、火箭、空气动力学、工程试验，一堆陌生活儿挤在一起。钱学森要开会，要讲课，要和各路技术人员碰头，也要处理院里绕不开的事务。让这样一个人少耗在路上，是把时间省给科研。 聂荣臻让范济生去办专车，想的就是这个。 可车领回来以后，便利和风险挤到了一块。 范济生或许以为差事办妥了，聂荣臻一看车色，立刻觉出不对。 全北京就那么几辆蓝色轿车，谁见了都会多看两眼。越稀罕，越不该放到钱学森身上。聂荣臻没有多讲排场，也没有批评谁，只把意思压得很清楚：换掉。 他对安全的理解很土，也很实在：不让对手看见，不让对手记住，不把最要紧的人摆在亮处。 范济生后来才明白，聂荣臻不是嫌车好，也不是要把钱学森的待遇压低。那辆车放在别人身上也许只是稀罕，放在钱学森身上，就多了一层被识别的危险。 钱学森回国前，已经被美国方面死死拖住过。 1950年年９月，他被带走，送到特米诺岛拘留所，十几天里受尽折磨。放出来以后，人还不能自由离境。一个科学家想回自己的国家，却要靠家书辗转求援，靠谈判一点点撬开门缝。 1955年10月，他一家从香港过境，经过罗湖桥时，心里仍绷着一根弦。 回到北京，并不等于危险全散了。 钱学森的价值，美国人清楚，台方面也清楚，新中国更清楚。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站到一群年轻技术人员面前讲《导弹概论》。那时候，中国的导弹事业才刚起步，许多设备没有，不全，懂行的人更少。 钱学森这三个字不只是一张名片，他能把课本、试验、工厂和军方需求接到一条线上。 五院早期连很多称呼都带着临时味。研究室要分，人员要调，苏联要消化，国内工厂能不能跟上，也得一项一项摸。钱学森讲课时，不是站在讲台上摆学问，他得把一套陌生技术拆成中国人能接得住的步骤。 年轻技术员听懂一段，后面的试验就少绕一点。 这样的人，不能只按行政级别保护。按职务算，他未必够得上某些高规格安排；按国家需要算，他身上压着一摊刚开张的大事业。聂荣臻看人，不只看头衔。他知道导弹事业光靠口号起不来，得有人懂总体，懂路线，也懂每个环节怎么咬合。 钱学森一旦出事，损失会牵动整摊事业。 所以蓝车刺眼，它把原本该藏在日常里的行踪抬到了街面。机关院门、司机习惯、固定路线、停车位置，这些东西一旦被人摸熟，就会变成麻烦。 那几年，许多保卫工作不能等危险落地才动手。 车色要收，住处要稳，随行人员要可靠，吃入口的东西也要有人看着。琐碎得很，却少不了。 钱学森也得适应这种生活。 身边有人跟着，出门有人安排，家里饭菜要过一道检查。 对一个从实验室、课堂和书桌里走出来的人说，这未必舒服。他有脾气，也知道被保护意味着什么。可他更明白，自己要做的事不能停。图纸要改，方案要推，年轻人问到卡壳处，还得有人把话讲明白。 聂荣臻的难处也在这里，保护过紧，容易把科学家裹得像病人；保护太松，又对不起那几年好不容易抢回来的时间。他只能在便利和隐蔽之间掂量。 车要有，但不能亮；待遇要给，但不能摆出来；工作要快，但路上不能留下太多可追的线。 １９６０年11月，国产近程导弹发射成功，那一刻当然不属于某一个人，试验场、工厂、研究室、部队，许多手一起托住了它。 可在最早那几年，钱学森的作用谁也绕不开。 聂荣臻当年从一辆车身颜色里看出的危险，正落在这条路的起点附近。 蓝车换掉后，钱学森还是坐车来，坐车走。 黑色车身普通许多，拐出院门时不再招眼。车里的人大概仍想着会上的问题，哪项试验没通，哪个数据还要再核，哪位年轻人的思路可以再推一把。 街上有人骑车经过，铃声响了一下，普通黑车混进车流，很快看不出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