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兵报告前方设有埋伏，王震居然高兴地说，让部队就在这里安心休息吧！ 1946年7月初，秦岭南麓连续几天淅淅沥沥的雨水把山路冲得光滑如油。天刚黑透，侦察班摸回指挥所，尹保仁压低嗓音提醒：“旅长，前头山坳里埋了一个加强营。”王震放下地图，笑意一闪而过，“好，就在那里打盹儿。”参谋听到后没忍住，追问一句：“真睡？”王震挥手：“越担心埋伏，越要躺得稳。” 山坳距主峰不过两华里，照理应绕开，可三五九旅已经连续行军三昼夜，鞋底发白，枪机也结了泥。王震心里清楚，士兵疲惫比子弹更要命；反而那支埋伏的国军，昼伏夜动，同样睁着红眼。一旦双方都熬到极限，谁先出枪口抖动，胜负就倾斜。 夜色浓重时，王震命连队按三角形散布，枪口朝外，人却面向里打坐休息；警戒线不过十几步，碰到枯枝就回传暗号。埋伏的敌兵心里嘀咕：共军竟然原地扎营，是大胆还是糊涂？他们不敢贸然开火，只能死守静默。就这样，三五九旅借敌威做天然屏障，终于把疲劳压了下去。 这并非第一次用“歇在枪口下”保全部队。半月前，丹江河暴涨，河面宽近百米，无桥无船。王震脱下外衣，第一个扎进激流，用身子探深浅，士兵跟着脱靴涉水。弹雨扫过水面，浪花里夹着火星，可一旦登陆，对岸敌军火力带反而被冲散。我军抬枪就打，十分钟压制住阵地，以最小代价夺桥头。强渡成功后，追兵被卡在河东，再难形成合围。 王震的指挥有两把尺子：一把测风险，一把量士气。风险大，却能换来主动，他会押；士气低，就先想法让人喘口气。狗头坪之战最能说明问题。国军占着制高点，炮口死死锁住山腰。前突的七一九团连连受挫，团长吴刚倒在乱石间，副团长颜龙斌断臂仍咬牙指挥。战斗焦灼到第三轮，小号忽然在侧翼吹起，我军绕过炮阵，贴身白刃，把山头翻了个底朝天。山顶旌旗竖起时，天边闪电一道接一道，像给牺牲的战友点燃照明。 秦岭的沟谷把道路切成无数碎片，国军的汽车、山炮难以成列，优势火力被迫拆成零星火点。我军却能凭两条腿攀出意想不到的斜坡，瞄向敌背后射击。几次活动后，敌人摸不准路线，只好把重兵放在大小隘口。王震随即把部队化成左右纵队。左纵队牵敌主力，右纵队贴山而行，一天之内穿插两次，让胡宗南的封锁圈始终拧不紧。 回到那片山坳。半夜三更，雨停，雾起。尹保仁带两个班猫腰潜到敌侧翼，扳掉几颗手雷扣。天边刚透微光，山坳里爆炸声、口令声混成一团。我军顺势扑出，夺了对方被褥与口粮，还缴到三门小炮。短促交火结束时，部队整建制列队，转身踏雾而去；敌军追出两里，连三五九旅的背影都没看到。 补给始终是钢铁意志外的另一条生命线。突围途中，最紧的几天，每人每天就两把炒面。吃水更难，只能把雨水拢在斗笠内喝。可就在这样的拮据里，王震依旧给重伤员留下唯一的红糖，把缴获马匹优先派给担架班。有人暗自嘀咕，他回一句：“兵不怕苦，怕的是被忘了。” 8月下旬，右纵队冲破川陕公路防线后，与先期抵达的左纵队在庆阳以东汇合。时值初秋，黄土高原一片清透的凉意。三五九旅从出发时的4800人减到2000多人，却带出了三百多名新战士，带出了完整的机枪、山炮，还带出了可供新根据地使用的电台与马匹。胡宗南不得不收缩防线，豫陕鄂交界的大片山区，就此成为我军新的立足点。 多年后翻阅作战笔记，那句“就在这睡觉”依旧跃然纸上。它不是冒险的口号，而是一种再绝境里寻找呼吸的一念：只有先留住体力，才能留下胜算；只有敢于贴近危险，才能真正将危险化作障碍，让敌人左右为难，让自己柳暗花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