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58年，马寅初当面谏言主席搞“晚婚晚育、节制生育”，谁知主席当场否决：“人口就是最大资源，建设靠的就是人手！”这番“人多力量大”的论断，在当时简直无人敢反驳。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到处都是建设的火热场面。一九五三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束，六亿人口的数字既是底气也是压力。大家都觉得人多好办事，人多力量大，只要万众一心，就没有干不成的事。 但在这种乐观氛围中，有一位学者却忧心忡忡。他就是马寅初。为了摸清实情，这位老人没有坐在书房里空想，而是拄着拐杖一头扎进了浙江老家和上海周边的农村。田埂泥泞，他挨家挨户走访。 他发现一个怪现象：粮食产量在增加，老百姓的日子却越过越紧巴。算来算去，问题出在人身上。每年新增人口超过千万，增产的粮食大半都被新出生的娃娃们吃掉了，这让他感到十分不安。 经过深思熟虑，马寅初在一九五七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他提出，国家搞工业化需要积累资金，如果人口无节制增长，有限的资源会被不断摊薄。 他建议提倡晚婚晚育，节制生育，主张通过宣传教育让大家自觉执行，反对强制手段。当时，高层其实并不排斥节育概念，这让马寅初看到了希望。 转过年来，马寅初当面把调查报告和数据递到了毛主席面前。他推算，照那时的速度发展，五十年后中国人口可能突破二十六亿。 到那时，耕地还是那些耕地，粮食怎么够吃？就业怎么解决？住房又往哪儿盖？ 然而，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毛主席的思考更侧重于眼下的建设需求。新中国一穷二白，修水库、开矿山、建工厂，处处都缺人手。 毛主席心里清楚，国家要站起来，靠的就是这股子人多力量大的底气。人口多就是最大的财富，眼下要是急着踩刹车，往后那些大坝谁挑土、那些厂房谁盖？毛主席觉得马寅初的办法有些超前，不太合当时的节拍，便没有点头。 这次面谈并没有达成共识。此后几年，马寅初因坚持己见承受了很大压力。一九六零年，他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回归书斋。 即便身处逆境，这位倔强的老人也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在家中默默收集数据，把对国家和民族的那份牵挂埋在心里，不吭声，也不改口。 时间是最公正的裁判。随后的岁月里，人口一路猛涨，很快突破了九亿大关。随之而来的麻烦也跟着来了：粮食供应绷得紧紧的，城里年轻人找工作难，农村一家挤一间房的事随处可见。 这些实打实的困难，逼着所有人回过头去想——当年那位白发老人苦口婆心说的那些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到了七十年代，控制人口增长已经是火烧眉毛的事。国家开始自上而下推行计划生育，到一九八二年，这项政策正式列为基本国策，写进宪法。人们终于承认，马寅初当年的账，一分一毫都没算错。 历史没有忘记敢讲真话的人。一九七九年，北京大学为马寅初恢复名誉。党中央充分肯定了他在中国人口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请他出任北大名誉校长，又推举他当了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他当年顶着压力喊出的话，最终成了国家大政方针的一部分。 回头看这段往事，马寅初那份胆量和韧劲儿叫人佩服。他不看风向、不凑热闹，脚下沾着泥、手里攥着数，硬是把一个谁都不爱听的真话说到了底。 而他跟毛主席之间的那次分歧，也不是谁对谁错的意气之争，而是那个特殊年代里，国家在两难之间做出的真实抉择——一边是急迫的建设需要，一边是长远的生存空间，谁都得走一步看三步。 如今人口政策随时代不断变化调整，当年那场争论也早进了史书。但它留下一个朴素的道理：不管什么时候，敬畏规律、听得进不同声音，才是大国走路最稳的法子。 一个学者的良心，经得起岁月打磨；一段历史的曲折，也能教后人把路走得更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