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许世友二儿子被捕，许世友当场拔枪表示：如确有其事，坚决支持判其死刑 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甫一散会，“严厉打击经济领域违法乱纪”已在各大军区传达完毕，空气里都是动刀子般的紧张。走私、倒买倒卖的风渐起，一些穿军装的子弟也被卷进利益漩涡，军中纪检部门的案卷陡然增厚。 将领们感觉到麻烦接踵而至。越是身居高位，家里的年轻人越容易被盯上，因为一句“某某首长的孩子”足以为灰色渠道打开方便之门。纪检口私下嘀咕：“军旗虽然不倒，可口袋里的钱有人守不住。”没人想到，第一颗雷就落在以“拳头硬、嘴巴直”著称的许世友家里。 1979年3月，北京人民大会堂里灯光炽白。军委例行汇报尚未结束，一份加急电报递到聂凤智手中。他扫了两眼，皱纹瞬间挤成沟壑，还是走上前，小声告诉许世友：“是建军，出事了，被带到西宁协查。”老上级抬头，没有多问，只把水杯放下，“啪”地拉开军大衣内侧的皮套，掏出那支跟随他打过淮海的手枪，往茶几上一顿，声音很脆。会场瞬间落针可闻。许世友看着调查组负责人：“若情况属实，按军法办。” 有人劝：“老首长，毕竟是自家骨肉。”他只回了半句，“军纪不养花架子。”短短一句，对话消耗的时间不过半分钟，却像刀子划在不少同僚心口——在场不少人也有儿女在部队或工厂，谁能拍胸脯保证孩子洁白无瑕？ 镜头往前推二十多年。1950年代初，南京六合营房里，许家院墙不高，但孩子们很少敢往外溜。五个儿子、两个女儿，名字带着“战”“业”“建”“兵”“卫”“国”，每个字都能在军语里找到出处。周末一早，院子里总要响起梆梆的皮带声，“跑不赢就重来！”这是许世友的家规。小女儿年纪最小，被赦免了“皮带礼”，其余孩子人人绕操场跑圈。邻居劝过：“许司令，孩子还是让点吧。”他冷冷回敬一句：“到战场上，敌人不会让他们一步。” 许建军也在这种环境里长大，体能和枪法都出类拔萃。1975年，他被分到南京军区某团任参谋，算是衣锦还乡。可四年后，世道变了。南方沿海货船装着电器、手表偷偷靠岸；后备仓库里多出没登记的箱子。有些年轻军官觉得到口的肥肉不吃可惜，置换点“外快”不算什么。调查组后来认定：许建军未直接收钱，但允许外商借用部队仓库，所得回扣流向社会朋友，构成严重违纪，性质恶劣。 消息传到南京，许家长女吓得整夜不敢睡。老母亲悄悄写信求情，被许世友发现，当即撕得粉碎。家里人回忆，他那天只说了两句：“枪口对外？先对内。”便再无下文。此时的许建军已押往青海。高原的风像刀割，他写信回家：“孩儿知错，惟盼父母安康。”信纸要经监管队长审核并加盖蓝印才能寄出，抵达南京时已是千里之外的皱巴旧纸。许世友看后，沉默地把信折好，塞进抽屉，连句安慰的话都没留。 1980年1月，军委发布处理通报：许建军降至班长，劳教三年，期满后另行分配，不得重返部队。南京军区的冬天湿冷，院子里的石狮子都裹了霜。有人偷偷议论：“许老总真硬，把亲儿子送进去了。”也有人松了口气——规矩是给所有人设的，连许家的二公子都逃不过，那自己家的小孩可得掂量着点。 青海劳动改造的日子不轻松。太阳被雪山反光放大，却烤不化夜里的冰点温度。白天修水渠、挖沙石，傍晚回到简易土屋，浑身酸疼。值班班长照例大吼：“检查工具！”许建军低头数镐头，却还是兵式立正报数，多少带了点肌肉记忆。战友在一旁悄声调侃：“参谋同志，吃苦不？”他抹了一把汗，只说：“活该。” 1985年10月17日，广州电话打到青海，说是首长病危。劳教场领导层连夜开会，批假、办手续。三天后，许建军踏进南京灵谷寺。灵柩已闭，堂内香火缭绕。他隔着玻璃看那张瘦削却依旧硬朗的面庞，哽在喉头的话一句也没出口，只在遗像前重重叩了三下头。旁人听见他喃喃：“报告首长，违纪兵许建军归队！” 劳教期满，他被安置在地方企业，领着不高的工资修电机。工友偶尔认出他是许家二公子，他摆手：“干活要紧。”上世纪90年代初转业手续办完，他把那张发黄的复员证塞进抽屉，跟父亲留下的那摞旧信放在一起。有人问他后悔吗？他只笑笑：“规矩在前，谁也别想着绕过去。” 有意思的是，一些老兵回忆起许世友依旧佩服：威风并不在于那把旧手枪，而在于他敢把枪口先对准自家人，堵住所有人投来的“情面”后门。这一桩往事，让不少军中子弟明白——改革浪潮再汹涌，军纪这条线，碰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