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呀，今天的明治缺德小故事 又来啦！
明治维新的缺德操作，那真是越看越有，比如说你很难想象，日本这个国家在进行“现代化改革”之后的近50年里，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一战前夕，农村佃农比率和租佃土地比率竟然能做到持续上升。而这一切从制度上来说，就要拜明治政府的“地租改正”所赐了。今天就来讲讲“地租改正”在1876年所引发的一次农民暴动，“伊勢暴動”，或者说三重大一揆。
新政府1873年开始推行的“地租改正”，其基本逻辑是按土地价格确定税额，地租为地价的3%，由土地所有者缴纳，而且由过去的缴纳农产品实物尤其是稻米实物改为用现金缴纳。
对明治政府来说，这是近代财政建设的开端，“地租改正”完成后，地租收入长期占明治政府财政收入总额的约六成、经常性财政收入的约七成，明治政府的财政基本盘，一开始就是由农村土地税稳固下来的。
但对日本农民来说，问题就大了：
其一，税额按照地价和官方基准核算，不随丰歉浮动，该多少就是多少；
其二，地租货币化，意味着政府能获得稳定的收入，但同时也意味着农民必须卖米换钱，而我们都知道这会导致缴税的时间节点米价暴跌，有利于奸商盘剥农民。
这一点在“伊勢暴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暴动核心的旧度会县地区“地租改正”进度比较慢，1875年将米价定为一石折5圆19钱来计算地租，也就是说，农民每一石的应交地租折算成5圆19钱缴纳。然而，在1876年当地米价已经跌到一石约3圆50钱的情况下，度会县仍然按照之前的一石折5圆19钱来计算农民应缴纳的现金地租，也就是说，相比于市场价格，农民要多交约48%的现金。
更惨烈的是，1876年夏季大雨后当地收成受损，许多农民只能收获卖不上价的劣质米，损失进一步加剧，而当地县厅还要额外征收县税，也就是地方税。在高基准定税加上市场米价下跌加上自然灾害再加上地方税叠加的综合压力下，农民的承受极限就这么被突破了。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大家就都清楚了。其实当地农民也没有一上来就掀桌子，而是先向三重县（1876年4月由旧度会县和三重县合并而来）的县厅递交请愿书，请求用实物稻米缴纳或延期缴纳，结果嘛……
竟然不许！
那就没什么好说了，1876年12月18日夜，一揆爆发，在诉求依然不被接受后，发展为攻击官方设施、袭击地方官吏、烧毁官署和税务文书，随后蔓延到伊势、伊贺、北势，并越过县界波及爱知、岐阜、堺县。但大家也都知道，明治政府砍起农民从来不会手软，明治政府和三重县迅速集中了巡查、士族征募队和镇台兵等多种武装力量，于12月23日镇压了一揆，受牵连被下狱和处罚的当地民众高达5万人以上。
但是这代价并没有白费，1877年，明治政府将地租税率降低为2.5%，三重县当地的说法是，“竹槍でドンと突き出す二分五厘”，农民用竹枪一捅，把地租从三分捅成了二分五厘。
你以为这是明治政府良心发现？大错特错。
1876年12月是个什么时间点？废刀令和秩禄处分下达后，不平士族相继叛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已经发生，西南战争近在眼前。
农村大规模暴动和士族武装叛乱如果形成共振会是怎么样一个后果，明治政府清楚得很，因此不得不多少做出妥协以稍微哄一哄农民，防止他们跑去和不平士族合流。
不过这个哄一哄，也就是字面意思的哄一哄罢了。如果明治政府真的能吸取教训解决好农村问题，日本农村的租佃土地比率也不会从地租改正前的30%左右一路上升到一战前夕的45%并一直保持到二战战败了。
“Born in injustice, it has ended in opprobrium.”，巴黎和会上，法国人用这句话来形容德意志第二帝国“生于不义，死于耻辱”。要我说，这句话用来形容1868年诞生的明治日本再合适不过了。不过GHQ活干得不够利索，虽然那个旧日本帝国从物理层面已经死亡，但1868史观留下的一系列世界观和方法论依然在荼毒日本并恶心周边国家。
为了日本自己好，是应该有一次更彻底的清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