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已经结束了，不过可能还有一些需要总结的地方。这一次对话上，中、日之间的交锋是一个重要的关注点，中方代表团着重强调的一个要点是日本的“新军国主义”。但实事求是的说，它在现场的舆论效果可能并不是那么地好。 实际上，前不久我也在环球时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谈了日本左翼学者谈论的“新战前”概念，也就是把现在日本的政治和军事动向和二战之前的日本进行对比。但说实话，两者之间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区别的。一方面，现在的日本依然是文官统制，军方并没有登上台面；另一方面，至少和平宪法在形式上还未修改，日本突破战后体制还是“正在进行式”，并不是“现在完成时”。更重要的是，战后日本长期的和平主义形象，以及“经济动物”的定位，已经深入人心，对日本军事上的威胁感已经基本消失了。 因此，实事求是的说，除了中国、韩国这两个遭受日本侵略最为严重的国家之外，大部分国家对于日本的再军事化或者新军国主义，没有太多的实际感受和反弹情绪。这实际上是当前我们在国际平台同日本展开舆论战的一个主要障碍所在。话虽然是讲出去了，但效果可能并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理想。 那么问题就在于，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呢？一方面可能还是要“等”，周边国家对于日本态度的变化，需要一个转折点。因此无论是自卫队法或者是和平宪法第9条的修改，现在看起来似乎都难以阻挡了，但这些在象征意义上都会推动日本成为一个战争国家，也会导致周边国家对于日本的看法，出现重要的变化。 另一方面就是要找准具体的“事”去宣介，比如靖国神社当中战犯合祀的问题，以及高市内阁成员接下来的参拜行为；再比如日本所拥有的核原料问题，以及杀伤性武器出口对地区和平的破坏问题；最后就是要强调，日本的干涉介入是当前台海危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可能是我们当前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宣介的重点。 总而言之，从目前的地区和国际条件来看，日本重回“新军国主义”，或者重演当年帝国主义扩张的可能性，短期内的确不算太大，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和动员效果不太明显。因此，未来一方面还是打战争责任和历史反省牌，把舆论工作的重点深入到地区普通民众当中去，尤其是拜祭战犯的行径。另一方面，就是要强调日本是当前台海危机升级以及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变量”，给日本贴上“麻烦制造者”的标签。这样一来可能会对日本形成更大的冲击和制约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