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2年开始，我担负起歼—8飞机总设计师的重担，1978年被任命为601所总设计师兼副所长。这一段时间里，歼—8的研制、试飞和设计定型始终是我工作的重中之重。我担心遗留问题挂账太多，难以通过定型审查，决定再加把劲，把抖振等问题彻底解决。
在地面试验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要解决抖振就得靠试飞。每当想一个新招，飞了不成，再换一招，还想飞飞看的时候，心里总有些发怵，这是叫人家冒生命危险啊。试飞员鹿鸣东仿佛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开诚布公地跟我说：“生死观的问题，对试飞员来说是早已解决的问题，你不要为我担心。只要有可能排振，我都愿意干。”这样一席话，让我看到了鹿鸣东的崇高思想境界，他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为了保卫祖国甘愿奉献的人，我们的航空事业才能在艰难中不断前行。
在试验和争论得不出结论的情况下，我提出自己上天去观察，乘鹿鸣东驾驶的歼教—6飞机上天，到空中跟随并观察歼—8。
为了准备，按照规定要进行身体检查。检查的结果，认为我营养状况尚可，还要再吃上一个月的空勤灶。当时，我不敢让爱人江泽菲知道，为了不让她起疑心，我照常在家吃饭，晚上的空勤灶没有敢去吃。
我们在飞机上贴上红色毛线条，在空中观察气流干扰情况，远远看去飞机仿佛穿了一条红裙子。飞下来一检查，后机身最大宽度以后的一些地方，毛线条都断了，说明这里是气流分离的严重区域。于是在这个部位加整流罩。再飞下来，飞行员很满意，振动问题基本解决了。最后成批生产的歼—8和以后的歼—8Ⅱ都是后机身尾段加装了整流罩，尾锥也切掉了。
1979年底，歼—8白天型飞机设计定型大会召开。会开完后，大家在食堂聚餐，我一般不喝酒，但那一天，我喝醉了。1985年7月，歼—8全天候型设计定型，前前后后经历了21个寒暑春秋。1985年，歼—8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我还主持了歼—8Ⅱ的设计工作，200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节选自顾诵芬人民日报刊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