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蒋介石极为器重的将领，也是红军的劲敌，1948年被俘后毛主席却说：把他送到我这里来！ 1951年深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操场蒙着薄雾。五十来岁的康泽抡起铁锹，把冻土块敲得啪啪作响。警卫小声提醒：“康司令，歇口气吧。”他抹了把汗：“没事，锻炼筋骨。”短短几句寒暄，显示出昔日“复兴社干将”的锋芒已被磨平，却也勾起人们对他旧日身影的好奇——一个被认为“苏区覆灭主凶”的人，缘何此刻安静地铲雪？ 康泽早年并不阴狠。1904年生于四川安岳的他，家境贫寒，却沉迷书卷。1925年，黄埔军校第三期录取榜发布，他名列其上。那时的黄埔，军事课与政治课同样吃紧，学员每天清晨先跑五公里，再背诵《建国大纲》，体力与忠诚并重。蒋介石偶尔到校点兵，总爱翻看学员操行记录。据说，蒋看到康泽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三民主义”批注，低声对校部官员说了一句：“这人可塑。” 1926年，康泽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旁听。短暂接触后，他对苏联式党军体制心生警惕，回国便写下一份数千字的“俄式政治工作弊端报告”。在蒋介石看来，这是忠诚的信号。1932年，复兴社成立，核心成员名单里出现了康泽。他的职位不高，却能直达领袖耳边递条子，特务生涯自此开局。 一年后，国共军事对峙焦灼。蒋介石授意南昌行营组建别动队，命康泽总指挥。江西腹地的中央苏区遭到重点打击，“五户连保”制度被他推至极端：五家一组，若一人通红军，全组株连，不留余地。当地老人回忆，那时连夜敲锣点火、毁谷焚屋成为常态。制度目的很直接——切断红军粮道与情报；结果却是一村又一村转入深山，敌我关系彻底撕裂。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集体惩罚并非康泽首创。清末团练、北洋保甲都玩过类似招数，但在1933年的赣南、抚州被推至峰值，原因只有一个：国民党急了。对康泽本人而言，这场“铁血试验”让他在南京高层的信用飙升，也种下了人民群众难解的仇恨。 时间跳到1948年夏。华中战场硝烟弥漫，襄樊是蒋介石划给康泽的新防区。此时的国民党已无力顾及情报精英缺乏正规野战经验的尴尬，只求能守住汉水要冲。康泽在城墙上刷出大幅标语——“誓与襄城共存亡”。可短短三天，解放军第六纵队连破数座炮楼，巷战一触即溃。王近山布下小股侦察兵搜索指挥部，磚垛后、弹药箱里，终于揪出这位司令。士兵向太行山方向的上级电报汇报，答复只有一句：“安全押送。” 护送途中，康泽出于习惯询问路程安排，押解人员回答：“毛主席要见，你马上就到北平了。”他沉默良久，轻轻嗯了一声。多年后他写回忆录，说那一刻第一次意识到——这场战争或许真的要结束了。 押到华北后，康泽最先被安置在河北获鹿，随后转入北京功德林。改造的头两年，他拒绝认错，每天照旧练字、打太极，坚称自己一生问心无愧。转折点在1953年一次集体政治学习。材料里公开了复兴社内部文电与苏区人口损失统计，他对着数字发怔，整整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他主动要求作检查，并提出愿意口述复兴社档案。工作人员提醒：“可以，但要保证事实。”他点头：“是历史，不是广告。” 随后几年，康泽参与整理了数十万字国民党情报机构沿革笔记，补足了不少民国档案的缺页。1959年首批战犯特赦未轮到他，他却并无怨言，继续抄录文献。1963年，第二批特赦名单公布，他在列。走出功德林大门时，他头发花白，臂弯挂着厚厚一摞稿纸——那是《复兴社活动纪要》初稿。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很快给他安排了专员职务，专门核对旧档。 1967年春末，他病逝于北京医院。留下的手稿如今存放在国家图书馆珍档室，编号二九四一号。研究者翻检那些发黄页码，可以看到“保密”“绝密”两种戳记反复出现，也能读到他最后写下的一行字：“记录即忏悔，史实胜枷锁。”按管理所老同事的说法，这句话既像交代，也像迟来的自辩。历史学界评价康泽，多用“复杂”二字，大约正是因为这段从镇压者到史料提供者的曲折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