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住在钓鱼台国宾馆，但毛主席让他搬出去，不要住在钓鱼台，是什么原因呢？ 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最不习惯的不是职位高了，而是生活一下变得太“安静”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落幕后，这位来自山西昔阳大寨的农民带头人，从田间地头走进中南海，又按级别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 外人看，这是顶级待遇；可对陈永贵来说，那里没有熟悉的乡音、没有邻里串门的热闹，也没有下地干活后的踏实感，只有厚地毯、深院落和安静到让人发慌的房间。 他不是没吃过苦的人。前半生扎在大寨，带着村民开山造田，把贫瘠山地改成全国农业样板。可他也有自己的短板：早年家贫，没有读过书，直到42岁才靠扫盲运动一点点识字。 突然坐到副总理位置上，每天面对堆成山的文件、会议和学习安排，对他来说，压力并不比修梯田小。 起初他住京西宾馆，规矩多、随员多，已经觉得拘束。后来搬进钓鱼台，反倒更不自在。那里原是皇家园林，建国后用于接待外国元首和高层领导，一栋小楼独门独院，环境清幽，待遇周全。 可陈永贵习惯的是大寨的烟火气，一个人住在大楼里，只觉得冷清。更让他难受的是机关节奏：白天开会办公，中午还要学习，原本早起劳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 日子久了，他的情绪终于憋不住。有一次工作人员来催午休学习，他当场抱怨，自己整天困在会议室和办公室里，连一件实实在在的事都做不了。对陈永贵来说，只有下乡调研、出国访问，离开机关氛围，和普通群众说上几句话时，人才像重新活过来。 真正让他警醒的，是一次内部会议上的风波。因为说话直、作风朴素，他被一些文职干部当众轻视和训斥。陈永贵不擅长官场里的来回周旋，心里委屈，便去找性格豪爽的许世友倾诉。许世友了解情况后，直接把事情汇报给了毛主席。 周总理随后找陈永贵谈话，提醒他如今身处权力中心，各方关系复杂，说话做事务必谨慎，要有政治警觉。陈永贵这才明白，钓鱼台看似安逸，实际上离政治漩涡很近。1975年年初到4月，他借着下乡调研和外事出访，在外奔波近四个月，也越来越眷恋基层那种自在。 回到北京后，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两个请求：搬出钓鱼台，再实行“三三制”工作安排。所谓“三三制”，就是一年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处理政务，三分之一到全国农村调研，三分之一回大寨劳动。 这个想法很朴素，却也很真诚。他不想被机关生活包住，更不想因为位置高了，就离土地和群众越来越远。 信交上去后，他一直忐忑。后来毛主席召见他，他进门还拘谨地坐在远处。毛主席让他坐近些，拿出那封信，当面告诉他申请批准了，还写下“钓鱼台可没有鱼钓”的批复。几句话，算是认可了他的心思。毛主席还在公开场合称赞他的提议接地气，是从实践里来的实在想法。 更有意味的是，毛主席借这件事问那些常住钓鱼台的领导，今后有什么居住安排。现场没人接话。舒适的环境、优厚的待遇，早已让很多人不愿主动离开。陈永贵的选择，反倒显得格外少见。 搬出钓鱼台后，他住进北京东城交道口一处普通胡同小院。那里没有皇家园林的气派，却有市井烟火气，院里还搭了个简易乒乓球台。虽然仍有专车和警卫，但他心里始终不安，怕自己特殊化。 后来，他坚决不把农村户口迁进北京，也没把妻儿老小接来定居，更不借身份给家人谋福利。外事活动收到的纪念礼品，他也一律上交。 陈永贵身上最难得的，不是他从农民走到副总理位置，而是到了高位后，还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他未必适应机关生活，也未必懂复杂人情，但他始终明白一点：离土地太远，离群众太远，人就容易变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