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奇才专程赴武汉看望王树声，感慨当年两记巴掌结实，王树声也坦言那时确实有些野蛮！ 1959年深冬，下午三点刚过，呼啸的绿皮车在汉口站缓缓停稳。穿着旧呢大衣的胡奇才背着单肩挎包，下车第一件事就是抬头张望指挥部的方向。五年没见，他知道那位严厉又熟悉的老上级正在等他。 月台上，王树声快步迎了上来，拍拍胡奇才的胳膊，声音依旧洪亮：“老胡，黑黝黝的劲头没丢吧？” 胡奇才憨憨一笑：“首长，那年您那两下子，可还在我脸上留着印儿呢。” 王树声摆手：“唉，当时火急火燎，有点粗，别往心里去。” 闲谈几句，两人一同走出车站。薄雾里的长江大桥若隐若现，胡奇才望着江面，脑海却跳回二十九年前的大别山。那时的风景没这么辽阔——山脉连绵，田垄蜿蜒，最显眼的是人们手心里老茧的亮色。红军的招兵条件只有三条：穷苦、能走、肯挨。十五岁的胡奇才用一双布满硬茧的手把筷子一摊：“乡下人，活儿干得起。”就这样，他混进了一连三排九班。 训练并不浪漫。每天黑天亮前就开拔，背枪、挖灶、打靶、跑山路。夜里睡的是稻草铺，腿还在抽筋。可少年人心里热，挨鞭子也认。他偷偷记笔记：谁翻山快，谁不乱叫；谁掉队，就得交枪。那时他才知道，红军靠的不是一腔血，而是纪律。 真正的考验出现在罗山。夜半开战，南城门灯火通明，城头机枪密布。王宏坤一句“把灯灭了”，几个老兵猫腰泅到河对岸，枪声里灯泡碎片四溅。黑暗为掩护，钩绳、手榴弹、冲锋节奏分毫不差。胡奇才跟在第二梯队，汗水把枪托浸透，脚底却轻得像没着地。城破的号角并不嘹亮，倒像远处一声闷雷，士兵们趟着瓦砾奔进街巷。翌日清点，伤员多，违规者少，王宏坤只留下一句：“规矩才是命。” 一年后，部队改编为第四方面军。番号换了，规矩更细。连队每晚点名兼做政治学习，党代表要兵士当场背条令。有人嘀咕：“打仗还怕记错字？”党代表把那名兵叫到火堆旁，语速极慢：“忘字无妨，忘事要命。”胡奇才记住了，这句后来跟随他到长江之畔。 1935年春，川北阴雨不断。方面军西进命令来得突然，部队要在四十八小时赶到茂县。山道分叉多，雾又厚，胡奇才带的三十三团选了南坡小路，自以为抄近。走出十几里才发现地形不对，队伍被卡在乱石沟。傍晚风急，前线催电报连下三份。天亮时他们才狼狈抵达指定地域，整整晚了七个钟头。 列队检讨。王树声摘下皮手套，沉默片刻，抬手两巴掌落在胡奇才脸上，没有第二句话。枪支全部暂扣，团部只留下旗帜。王宏坤赶来求情，说设备老旧、地图不清。王树声回一句：“行军不靠地图，靠规矩。”三天后，胡奇才领回枪，上岗第一件事就是按新条令写检查：误路缘由、补救措施、后续方案。条令白纸黑字，但他在心里添了一句：此后再难，也不擅改军令。 从茂县到雪山草地，再到嘉陵江畔，胡奇才带出的新兵越来越多。有人问他战法，他先讲纪律，再讲枪。战斗间隙，他偶尔摸脸上的骨头，那里似乎还残留当年那股劲儿。 长江大桥下，轮船汽笛把思绪拉回现实。两位老军人并肩站在江堤，风吹斗篷猎猎作响。王树声侧过身子：“当年要是没那掌，你这脾气怕是收不住。” 胡奇才笑了笑：“得亏您下得重，不然走错路的也许不只一次。” 短暂的对话后，他们看向江面，水波拍岸，节奏像极了昔日长途行军的鼓点。胡奇才没再说话，心里明白，一个人的成长，总要靠队伍的规矩来矫正，而那两巴掌，只是规矩落地时溅起的浪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