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曾说：中国是一个 “低信任度社会”，彼此信任的程度不高，对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存在极度不信任。而日本是 “高信任度社会”，整个社会信任度高，内耗小。所以，日本社会协调性强，公共秩序比较好。对他的这个说法，您认可吗？ 先看一组硬核数据。2025 年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显示，中国整体信任水平达到 77%，蝉联全球第一，而日本仅为 37%，深陷 “不信任区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键在于福山对 “信任” 的理解过于单一，他只看到了陌生人之间的普遍信任，却忽略了中国社会特有的信任结构。 中国社会的信任不是 “低”，而是 “特殊”—— 我们更倾向于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 “差序格局” 信任，也就是对家人、朋友、同乡、同事的高度信任，而对陌生人则保持一定的警惕。 这种信任模式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儒家文化圈的共同特征，只是在不同国家表现形式不同。 日本社会确实有其独特的信任优势，尤其是在组织内部和商业合作中。去过日本的人都会对其公共秩序印象深刻：地铁里安静有序，商店里服务周到，垃圾分类一丝不苟。 这种协调性背后，是日本社会长期形成的集体主义文化和 “以和为贵” 的价值观，以及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律制度。 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就是 “全民高信任”，事实上，日本社会存在严重的 “内团体” 与 “外团体” 区分，对本国人、本公司、本社区的信任度很高，对外来者则相对封闭和警惕。 反观中国，近年来社会信任度呈现出积极变化。移动支付的普及就是一个绝佳例证 —— 在中国，陌生人之间通过手机扫码就能完成交易，这种信任程度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多见。 疫情期间，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还有 “水滴筹”“轻松筹” 等公益平台的兴起，陌生人之间的互助行为日益频繁，这些都说明中国社会的普遍信任正在不断提升。 福山观点的另一个局限在于，他忽略了信任的动态性和社会背景的影响。 信任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基因，而是随着社会发展、制度完善、技术进步不断变化的。 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期，社会信任度的波动是正常现象，而日本则面临着老龄化、少子化、社会固化等问题，这些都在侵蚀着其社会信任的基础。用 20 多年前的理论来评判今天的中日社会，显然有失公允。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信任的多元维度。 福山只强调了人际信任，却忽略了制度信任、组织信任、技术信任等多个层面。中国在制度信任方面进步显著，政府的治理能力和公信力不断提升，这从全球各国对中国的信任度排名中就能看出来。 而日本虽然人际信任度较高，但近年来也面临着企业造假、政府丑闻等信任危机，比如东芝会计造假、神户制钢所数据造假等事件，都对其社会信任造成了严重冲击。 当然，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中国社会确实存在一些信任问题，比如食品安全、网络诈骗等，这些都需要通过完善制度、加强监管、提升公民素质来解决。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 “低信任度社会”，而是说明我们的社会正在从传统的 “特殊信任” 向现代的 “普遍信任” 转型，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和耐心。 说到底，福山的观点更像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他用西方的信任标准来衡量东方社会，自然会得出片面的结论。 中日两国的信任模式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不同选择。日本的集体信任模式适合其岛国文化和单一民族结构，而中国的差序信任模式则适应了我们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社会现实。 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更应该尊重不同国家的信任文化，而不是用单一标准来评判优劣。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需要在保留传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社会信用体系，提升普遍信任水平，让信任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而对于日本来说，也需要在保持集体信任优势的同时，增强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让信任跨越团体边界，促进社会的持续发展。 最后，我想说，信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大多数人都渴望被信任，也愿意信任他人。 社会信任的提升，需要政府、企业和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努力，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而不是纠结于 “高信任” 还是 “低信任” 的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