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战役中粟裕功劳卓著，多支纵队参战，究竟哪一纵队的贡献最大呢？ 1948年11月6日的黎明前，宿县郊外的湿地上飘着薄雾，无线电监听小组捕捉到一段国军密电，语调惊慌，反复提到“黄兵团西移”“徐州后路凶险”。就在这看似寻常的电波里，华东野战军第四纵队即将扛起一连串艰苦而致命的任务。 这支队伍的底子并不起眼。苏中会战时，他们还是十几条木船横渡长江的“江南游击队”。三年下来，莱芜的夜袭、孟良崮的山地强攻、豫东的昼夜急行……枪法练在激战里，脚底板硬在行军中。陶勇常半开玩笑：“人不快一步，枪就慢一秒。”久而久之，人人都信服这条铁律。 淮海战役打响后，粟裕面对地图沉思良久，把矛头指向黄百韬。黄兵团十七万人，装备精良，顶在徐州外围。一声令下，四纵沿平汉路南下，夜掩日行，一昼夜换装三次伪装。18日黄昏，前哨已摸到青龙集。侦察参谋兴奋地跑来报告：“敌侧防空虚，可趁夜抄后路。”陶勇只回一句：“打穿去！”短短六昼夜，四纵前后合击，吃掉了近两万敌军，把一万三千俘虏押到阵地后方，“一根草杆也别让他们带走”。黄兵团被拔掉，徐州门户洞开，解放军拿到了真正的比赛入场券。 胜负天平刚倾斜，杜聿明便火速组织南援。12月中旬，四纵被推到指挥席：它与第一、十二、渤海等纵队临时合编东路阻援集团，死死卡住水口、二陈集、关帝庙一线。那是一场近乎绞杀的对决，漫长堑壕、湿冷山野，弹药抬进去就剩担架抬出来。“后墙要是漏了，咱们全得陪葬！”电话里，另一位纵队长焦急催促。“放心，把门锁在我这儿。”陶勇挂断电话，命令四纵第九师背靠荒坟地构筑暗堡。五天时间，南援部队顶着炮火连续冲锋十余次，无一越线。战后清点，阻援集团合击歼敌逾一万，四纵占去近半。 12月30日晚，杜聿明放弃徐州，沿陇海路向西南突围。淮北大雪，坦克陷进沟渠，寒风把士兵的棉帽吹得满天乱滚。四纵从东北突入包围圈，“像锥子捅破口袋”，一口气切断了杜部退路。1月10日清晨，前卫连在陈官庄南侧俘到一支散兵。领头少校佯作镇定，枪口对着自己胸口大声吼：“我是——杜司令长官！”士兵们一时愣住，才发现这位灰头土脸的俘虏正是杜聿明。消息飞驰至指挥所，陶勇默默放下望远镜：“收网。” 俘虏总数随即飙升，火炮、汽车堆满麦田。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敌军广播竟整日播放“徐州会师已成”之类的口号，战场另一端却寂静得只剩炮尾的硝烟。研究所战后统计，四纵在淮海三阶段累计歼敌七万余，缴获轻重武器两万八千余件，数字本身已够耀目，更关键的是——它三次被推到攻坚与指挥前沿，次次不辱使命。 有人问，几十个纵队，都打得很拼，到底谁的功劳最大？答案往往被数字掩盖。单看歼敌，第一、六纵收获同样可观；论强攻，华野二纵对碾庄圩的硬撕也血流成河。可若从“任务重量”和“战役枢纽”评判，四纵同时承担主攻、阻援、兜圈三种角色，还亲手结束了杜集团战争生涯，这种连贯完成关键节点的能力，在整场战役里仅此一家。 必须承认，淮海的成功属于整个华野、华中、华北各路将士。然而没有四纵穿针引线的那几记狠摔，战局未必会在七十多天内如此干净利落地收束。它像把锋利的凿子，准确击打在敌阵最脆的节点，把磐石般的徐州防御一块块敲碎。战争结尾，四纵官兵没人去争“首功”二字，他们更在意的，是下一场远未结束的行军——方向，已经指向长江以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