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小儿子的婚礼上，李克农突然放声痛哭，自责说对不起赵瑛同志，他究竟为何如此伤心？ 1927年4月13日的清晨，淮河雾气未散，芜湖城里却已弥漫肃杀。前一夜，上海突传“清党”消息，国民党特务名单上的名字迅速延伸到江南各埠，李克农赫然在列。 城南小院里，赵瑛刚把五岁的李宁哄回床榻，忽闻熟人急掩院门：“赵先生，巡捕房的人正往这边来！”她来不及多想，披了外衣，顶着暮春细雨一路疾奔八里，闯进一处木棚。“快走，”她喘着气对正在抄报纸要闻的李克农说，“他们拿了拘票！”李克农放下笔，目光在妻子隆起的腹部停留片刻，只留下短促一句：“孩子拜托你。”随即消失在后门漆黑的小巷。 这一别，两人再见已是深秋。李克农辗转上海，在无线电训练班以优等生成绩挤进特务机关。看似升迁，实为深入虎穴。桌上是密密麻麻的电码，身后是步步紧逼的监控，他却从容敲键，把情报一段段送往中央特科。外界只见风平浪静，暗处暗号往来，荧光闪烁——那是地下战线上最锋利也最孤独的刀尖。 上海滩霓虹照不亮弄堂深处的清贫。为遮人耳目，李克农与两名同伴合住阁楼，三人常以酱油拌开水对付晚饭。灯泡忽明忽暗时，他打开随身小铁盒，里边藏着一封隔月才能寄出的家书——短短几十字，报平安，字里行间却处处是“患难与共”的默契。 同一时期，赵瑛在乡间小学执教，白日教孩子识字，夜里挑灯纺线贴补家用。近邻总唤她“赵先生”，敬佩她在动荡中仍能让五个孩子衣食无缺。她给远方的丈夫写信：“家里无恙，孩子都好，你只管放心，但切记珍重，勿忘藏身。”信纸翻来覆去只用半张，却要走过无数关卡才能抵达石库门深处。 1931年春，顾顺章在汉口叛变，特务机关顿时如惊雷炸响。李克农得到风声，飞身赴法租界秘密电台，用十分钟将全部潜伏者名单拍发中央，随后人间蒸发。几乎同一时刻，赵瑛抱起最小的李力，带着其余孩子连夜搬离芜湖。“妈，我们去哪儿？”李冰哭着问。她俯身轻声答：“往前走，就有路。” 抗战全面爆发后，延安成了新的坐标。1941年冬，社会部窑洞里响起孩童嬉闹，久别的父亲第一次给孩子们讲起自己“无线电里的战斗”。叶剑英送来两捆棉布，又塞进赵瑛手里几张钞票，“孩子大了，花销不能再让你一人扛。”那一夜，窑洞点起的煤油灯亮到天明。 延安的六年，赵瑛既写密码、抄电报，也坚持教书。她常说：“孩子们要有念书的机会，将来才懂父亲在做什么。”不少外地干部称她“革命里的先生”，她只是摆手：“教书是本分，守家也是阵地。”这种朴素认知，在根据地蔚然成风，许多干部家属都把教书、织布、办互助合作社当作战斗的一部分。 胜利的炮声尚在耳畔，新中国宣告成立。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副部长，又被派往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长途电报拉长了新的别离。1950年秋，小儿子李伦在北京成婚。宾客方散，老父却在院中独立良久，忽而泪流。李伦轻声劝道：“爸，娘早说，她从不怪您。”李克农抬手掩面，只道一句：“她为这个家耗尽了青春。” 赵瑛没有等到丈夫卸甲归田。1961年1月，她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63岁。守在病榻旁的李克农哑声重复：“对不住。”葬礼那天，他执意亲手整理花圈，纸花散落，白发随风抖动。一年后，常年积劳成疾的他也病倒在办公桌旁，终未康复。 1962年2月9日，首都寒气犹盛。八宝山的一角，新掘的黄土下并排两座墓穴，碑文上只刻两行小字：“李克农、赵瑛合葬”。参加悼念的老同志低声议论：“情报线上，他是传奇；家里头，她是脊梁。”有人点头，也有人沉默，只把纸币折成方船，随风飘向那对并肩而眠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