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那时候的莫言，还只是个12岁的农村孩子，名字叫管谟业。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天天放牛、饿得见到饺子都流口水的孩子，后来会站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 可在那一年，他的人生差点被彻底压进泥土里。 当时，村小学的窗户还是糊纸的。冬天风大，窗纸经常破洞。一天课间，莫言和同学张立新在教室外晃悠，无意间透过窗户纸上的窟窿，看到里面坐着一男一女两位老师。 男教师是学校里的“红卫兵头头”，平时威风得很，谁见了都怕。女老师叫郑红英，是个年轻的代课教师，爱笑，也爱打扮，在村里算很扎眼的人物。 两个孩子趴在窗边偷看。 只见那男老师从兜里掏出一把花生，偷偷往郑红英裤腰里塞。郑红英一边躲，一边“咯咯”直笑，笑得脸通红。那个年代的人本就压抑，男女之间稍微亲近一点，都能被传成“大事”。 两个半大孩子哪懂这些？ 他们只觉得刺激、新鲜，像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第二天，莫言便忍不住把这件事告诉了村里人，还一本正经地说：“老师耍流氓。” 一句话，直接闯了祸。 那个年代正值特殊时期，学校里的权力气氛极重，老师的脸面更是不能碰。尤其那位男教师还是学校里的积极人物，被几个孩子背后议论，等于被人当众扒了衣裳。 很快，事情就传到了学校。 老师暴怒。 郑红英羞得几天不敢见人。 而那个平日作文写得最好、经常被老师当范文念的管谟业，忽然成了“问题学生”。 后来，莫言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提到，自己辍学，除了时代原因，也与“得罪了人”有关。 很快，学校开始找他麻烦。 先是批评。 再后来，是故意冷落。 同学们也渐渐疏远他。那个年代，谁都怕惹事，谁都怕被牵连。一个12岁的孩子，突然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寒意——不是冬天的风，而是人情的冷。 没多久，他被通知：不用来上学了。 那一年，他小学五年级。 距离升中学，只差一步。 可这一停，不是一个学期，也不是一年，而是整整17年。 回家后的莫言，成了放牛娃。 天不亮就得起来干活。 割草、放牛、种高粱、掰玉米、捡牛粪，什么都干。别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从路上经过时，他就蹲在地头看。 那种感觉，他后来写过很多次。 像一个被世界遗弃的人。 最难熬的是“饿”。 莫言出生时，正赶上困难年代。他后来回忆，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痛痛快快吃一顿饺子。 有一年除夕，他实在馋得受不了，还去别人家讨饺子吃。 别人家的孩子嫌他脏。 他就蹲在门口，端着碗狼吞虎咽。 那种羞耻感，他一辈子都记得。 因为辍学，他一度觉得自己的人生完了。 村里很多人也这么认为。 一个放牛娃，还能有什么出息？ 可偏偏是这种被压抑、被羞辱、被饥饿包围的童年，后来成了莫言文学里最锋利的土壤。 他没有书读，就拼命找“闲书”。 《三国演义》《水浒传》《封神演义》，甚至连《新华字典》都翻来覆去地看。 别人觉得他发呆的时候，他脑子里其实全是故事。 村头的大槐树。夜里的哭丧声。地主家的破院子。饿疯的人。偷粮食的人。 那些荒诞、压抑、疯狂又真实的乡村记忆，后来全都变成了他的文学血肉。 1976年，21岁的莫言终于迎来人生转机。 他参军了。穿上军装那天，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像重新活过来。 在部队里，他拼命读书、拼命写作。白天训练，晚上趴在被窝里写小说。投稿一次次被退，他就一次次重写。别人睡觉，他还在昏黄灯泡下改稿子。 后来，他终于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再后来，《红高粱》横空出世。 那个曾经因为“偷看老师塞花生”而失学的孩子，竟一步步写成了中国文坛最特别的声音。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籍作家。 很多人惊叹他的魔幻现实主义。 可莫言自己却说过，他写的很多东西，并不魔幻，只是别人没经历过。那些荒凉、饥饿、疯狂与人性的扭曲，都真实发生在他的童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