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58岁的郑念被无罪释放，但她拒绝出狱，她要的不是自由，而是一个公开道歉！结果，暴跳如雷的监狱长下令：“把她扔出去！” 主要信源：（新浪网——郑念：籍贯不是上海的“上海名媛”） 1973年深秋的上海，提篮桥监狱那扇沉重的大铁门在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中被推开。 门外是灰蒙蒙的天空，门里走出来一个头发花白、身形瘦削的女人。 与其说她是走出来的，不如说她是被人像扔一件破旧家具一样，硬生生地甩到了马路边上。 那个被翻得乱七八糟的行李箱也跟着“砰”的一声砸在尘土里。 街对面卖烟的老头、弄堂里洗衣裳的妇人全都停了手，伸着脖子往这边瞧。 在那个年代，从这种地方出来的人大多要么哭天抢地，要么垂头丧气，但这个女人的反应却让所有围观的人都愣住了。 她没有立刻离开，也没有瘫软在地。 她先是慢慢地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缓了缓神，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手帕，仔细擦掉了额头的冷汗。 接着，她站起身，不慌不忙地捋平裤腿上的褶皱，把身上那件破旧衣裳的衣襟重新整理好。 做完这一切，她才挺直了脊梁，拎起那个沉重的箱子，一步一步朝着未知的前路走去。 这个女人，就是郑念。 1915年，郑念出生在北京一个不得了的世家，原名姚念媛。 她的祖父姚晋圻是清朝光绪年间的进士，在翰林院当过编修，那是正儿八经的皇家秘书，还跟着梁启超搞过戊戌变法。 她的父亲姚秋武更厉害，是清末第一批公派去日本学习海军的，后来在北洋政府做到了海军少将。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郑念从小就是泡在书香和规矩里的。 年轻时的郑念是个大美人，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四次登上过《北洋画报》的封面。 那时候的电影公司想签她当明星，她眼皮都没抬一下。 1930年，她考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那是和牛津、剑桥齐名的顶尖学府。 在伦敦，她遇到了郑康祺，两人结婚后，她便随了夫姓。 1938年抗战打得激烈，这对夫妇没留在国外享福，反而毅然回了国。 1949年，面对去台湾的机票，他们又选择了留在大陆，觉得新生的国家需要他们这样的人才。 那时候的郑念，住在上海太原路的洋房里，家里摆着乾隆年间的古瓷，用着银质咖啡壶，生活精致到了骨子里。 丈夫去世后，她接替工作，成了英国壳牌石油公司的经理助理。 可这种体面的生活，在1966年夏天戛然而止。 一群人冲进她家，砸碎了瓷器，烧了书，把她抓走了。 理由很简单，也很荒谬：因为她留过学，在外企工作，就被指认是“英国间谍”。 接下来的六年半，郑念是在提篮桥监狱那间不足三平方米的单人牢房里度过的。 那地方潮湿发霉，灯光整夜亮着。 审讯人员逼她承认莫须有的罪名，还要她咬出别人。 郑念死活不松口，她说自己没做过，也不能把别人拖下水。 为了折磨她，狱警给她上了反铐，沉重的钢圈死死扣住双手，勒进肉里，流脓流血，惨不忍睹。 有人劝她服个软，认个错就能少吃苦头。 但她偏不，她说那种哀嚎太不文明，她做不到。 即使在那样的环境里，她依然维持着一种近乎强迫症的体面。 水少，她就省下来洗脸，没梳子，她用手指把头发梳得一丝不乱。 她甚至找看守要扫帚，把牢房打扫干净，用省下来的纸贴在发黑的墙壁上，给自己隔出一块干净的地方。 她靠着背诗词、在脑子里做体操来保持清醒。 她心里憋着一口气，你们可以关我的身，但关不住我的魂。 1973年，经过漫长的六年半审查，相关部门确认郑念无罪，决定释放她。 当狱警拿着释放证明出现在牢门前，郑念却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她拒绝了签字。 她认为，这份证明上没有写明她是冤枉的，没有道歉，只是轻描淡写地让她“出去”。 这对她是一种侮辱。 她坚持要求一个公开的道歉，还她清白。 监狱长被激怒了，觉得这个女人不知好歹，直接下令将她架出监狱，扔在了大街上。 58岁的郑念，满头银发，衣衫褴褛，像一袋垃圾一样被丢弃在寒冬的街头。 但她没有哭，没有倒下，而是慢慢整理好衣服，挺直脊梁，一步步走向那个早已物是人非的家。 出狱后的郑念发现，家已经被占，女儿早已不在人世。 她开始四处奔波，调查女儿死亡的真相。 经过不懈努力，她终于证实了女儿是被害死的。 1978年，随着政策落实，郑念终于收到了迟来的正式平反通知和道歉。 这一年，她已经63岁。 1980年，郑念离开了中国，定居美国。 在华盛顿，她用英语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上海生死劫》，详细记录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 她将版税捐出，设立了“梅平基金会”，资助中国留学生，以此纪念死去的女儿。 晚年的郑念依然保持着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优雅，直到2009年去世，享年94岁。 她的骨灰按照遗愿撒入了太平洋，回归了她深爱的故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