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秋，左宗棠身后最难定的，不是赏不赏，而是怎样赏。一个一生只中举人的人，偏偏打出了晚清最硬的边功；一个以大学士身份盖棺的重臣，功业却大半在甲胄军旅之间。到了赐谥这一刻，朝廷面对的已不是两个字，而是制度、功劳与名分之间的缝隙。 清朝给大臣赐谥，并不是随手挑一个好听的字。谥号是朝廷对一生功过的最后评语，也是一套礼制秩序的公开展示。王公大臣死后，按例由有关衙门请旨，内阁撰拟，最后由皇帝裁定；一品以上官员能否得谥，也要请旨而行。对文臣来说，“文”字尤其矜贵，它不只代表读书人的身份，还牵连科名、官阶和朝廷对其品行事业的判断。所以，左宗棠之死一传到京城，真正棘手之处便浮出水面：他的功太大，不能薄；他的出身又太特殊，不能全按寻常文臣的路数来。 左宗棠的尴尬，早在青年时代就埋下了。他是湖南湘阴人，道光十二年中举，此后三次会试不第，索性把心力转向舆地、兵法、农政与经世之学。若在太平年月，这样的举人也许只能在书院、幕府之间消磨才气；可晚清不是太平年月。内乱压境，督抚急需能办实事、能筹粮饷、能带兵的人，左宗棠便从湖南幕府走出，先佐张亮基、骆秉章，后凭战功入仕，逐渐成为朝廷不能不用的人。 他的第一个转折，是太平天国战争。左宗棠并非科甲清贵出身，却在浙江、福建军务中显出强硬手段：打仗讲全局，治地重恢复，克杭州、定浙江之后，又入闽平余部。清廷原先看重的是进士翰林的“正途”，可乱世把另一种人才推到台前：能在崩坏中收拾局面的人。左宗棠由此封伯、任总督，身份一路拔高，可“举人”二字始终像一根暗刺，既刺着他本人，也刺着清廷的成例。 第二个转折在西北。陕甘局势糜烂，回、捻交错，军饷艰难，诸军久战不决。左宗棠接手后，讲粮运，重马队，步步推进，先清关内，再图塞外。到肃州平定，关内渐清，他以陕甘总督晋协办大学士，又进东阁大学士。一个三试不第的举人，被推到大学士的位置上，这在清代官场本就近乎破格。朝廷既要承认他的功，又要给这种破格补上名分，于是赐进士出身，算是把制度上的缺口临时缝住。 真正让“文襄”二字有分量的，是新疆之役。光绪初年，海防、塞防之争激烈，东南海疆固然紧急，西北失地同样牵动国本。主张停西征、重海防者不在少数，左宗棠却坚持边地不可轻弃。他的判断很直白：今日若听任阿古柏势力坐大，新疆不是落入英人影响，就是转入俄人之手，清廷少花不了饷，还要失掉边要。朝廷最终决策出塞，左宗棠督军西征，刘锦棠等部连克乌鲁木齐、达坂城、吐鲁番、喀什噶尔等地，南北疆次第收复，随后又推动新疆建省。对晚清而言，这不是普通战功，而是在列强环伺中保住边疆格局的国运之功。 晚年的左宗棠并没有在功成之后退到安稳处。中法战争爆发，东南海疆震动，他又被召入军机，随后视师福建，筹划闽海防务与援台军务。此时的他年事已高，旧病缠身，却仍被推到风浪最急处。和议已成，他屡次引疾乞退，终究未能回到湖南老家，便在福州病逝。一个从田间书斋走出的湖南举人，最后倒在海疆军务之中，这本身就像晚清命运的缩影。 难题也正在这里。若只看官位，他是大学士、军机大臣、封疆重臣，死后理应从文臣系统评价；若只看功业，他一生最耀眼的部分又在战场和边防。给“武”字，压低了他作为大学士、经世文臣的身份；给过高的文臣美谥，又未必合乎清代慎用名器的分寸。更何况，左宗棠性格峻烈，议事锋芒太盛，与同辈大臣多有龃龉，晚清朝局也并不只按功劳排座次。一个人越不容易归类，盖棺时越考验朝廷的取舍。 “襄”字恰好接住了这个复杂的人。古谥法中，“襄”有“辟地有德”“甲胄有劳”之义，既可容纳开边定乱，也不把他简单归入武夫。前面冠以“文”，承认他大学士、经世之臣的名分；后面落在“襄”，点出他一生真正不可磨灭的事业：在危局中披甲定边，在争议中保全西陲。它不是最高的文臣美谥，却是最贴近左宗棠命运的两个字。 左宗棠的谥号之所以成了难题，并非朝廷不知道他有功，而是旧制度很难安放一个由乱世推上高位的人。科名、官阶、军功、边疆，都压在“文襄”二字里。它不算最显赫，却足够沉重：晚清给了左宗棠一份名分，也承认了他为江山补上的那一块缺口。 【主要信源】《清史稿·卷四百十二·左宗棠传》，赵尔巽等。
